儒法之比较及其现代意义
胡银月*
摘要：纵观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各家学说有如天空璀璨的群星，然从其影响力来说，儒法两家是足具影响力的学派。可以说，中国传统法制乃在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不断作用中而形成。① 研究二者对当代依法治国和以人为本的方略都有重要作用和影响。
一． 儒家思想概说②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
“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
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二． 古代意义之法治③
可以说，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新学”。所谓“新学”是相对以儒家
为代表的“礼治”主义的“旧学”而言的。“新学”与“旧学”的分歧归结为“法治”主义与“礼治”主义、“德治”主义、“人治”主义的分歧。
法家的“法治”主义有其特征：主张干涉而反对放任；排斥“人治”主义而独任“法治”主义；排斥“礼治”，不承认自然法的存在；主张国家至上，社会团体甚至血缘亲属团体的利益都得服从君主的国家利益；反对徒任“势治”。法家的思想以“唯物论”为出发点，常常注意此时此地的环境，又深信政府万能，而不承认人类个性的神圣。它的政治主张严格的干涉，但干涉须以客观的“物准”为工具。这一“物准”就是被视为“规矩、权衡”的法律，不容许统治者任意的论心定罪。人们只有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才能得到自由和平等。“法治”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是“物治”，所以又称“法治”主义为“物治主义”。④一方面，是用客观的标准如规矩、权衡、斗量、尺寸等物一样的客观的、人设的、固定不变的法来衡量所有的人；另一方面，是把人当物来治理。也就是把人当成可以用固定的、客观的规矩、尺寸等“物准”去准确无碍地衡量的东西，而不考虑人的特殊能动性。
同儒家的“礼治”相比，法家的“法治”反对宗法等级制和世袭制，要求平等守法，并且主张制订和公布成文法，凡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所以说“礼治”和“法治”的主要分歧不在于制裁手段，而在于行为规范的内容本身。也就是讲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异”的差异行为规范与一断于法的统一行为规范之间的分歧。①
同“德治”相比，“法治”主义轻视或完全否认道德教化的作用，这和儒家多数主张人性善而法家主张人性恶有关。
法家的“法治”主义，首先值得称道的即是它把握住了历史进化的法则，并且顺应历史进化的法则来创造，反对保守和空想。它的“实践精神”和“功用主义”都由此而产生。但其缺陷在于过分忽略了“礼”、“德”、“人”和“法”在政治上互相依辅的作用。“法治”主义昙花一现，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礼治主义、人治主义久已深入人心，而共同和“法治”主义为敌。“法治”主义虽一时占上风，但最终被“礼治”主义学说所征服。二是法家极端强调国家利益，而轻视个人利益，虽能救一时之弊，但不能确保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不仅是“法治”主义思想在汉以后不发达的原因，也是法律和法学不发达的原因所在。②
三． 现代意义之法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法治”的含义和今天我们所倡言的“法治”的含义是有很大差别的。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在中国古代是不存在的。
那么什么是法治? 法治起源于西方社会，在西人亚里士多德看来,法治就是一切都依法而治,而大家所遵循的法律都是良法。这一简约的概括朴素地反映了法治的基本精神。但是,亚里士多德在这里预设了一个前提:法治要以良法为基础。为此,他确立了一些立法原则。那么,什么是良法呢?尤其是从现代角度审视,我们所要求的良法又是怎样的呢? 法自君出不会是良法;行刑重轻,法峻刑严不是良法;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更不是良法。良法必须体现社会全体人民的公共意志,反映社会每一成员的理性意愿,保障每一成员的人权,它是全社会每一成员共同参与并签订的公共契约。人们违反它就是违背了自己的承诺,要承担“违约责任”,受到制裁。所以,法治要求法治社会之法律本身应是人民共同意愿的提炼,而不只是反映某个人或一部分人的意志,否则它就得不到普遍遵守;要求法律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权利,而不只是赋予某些人特权。法治的基本精神是公平、正义、自由和权利, 限制权力，法治亦是这些基本的民主原则的具体体现和保障,而良法乃至法治的基础是民主。概言之,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民主制度的具体内容和形式。
民主、法治、市场都是率先在西方社会生长并成熟完善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法制建设上也引进移植了不少西方法律制度。但是,法律制度的引进与移植远不像生产方式的转变或工艺技术的改进那么简单。被移植的法律的规范制约作用的有效发挥有赖于一定的文化基础,有赖于植入地人文资源是否蕴含法治基因,有赖于植入地植被对法治精神的兼容性。“逾淮成枳”的现象同样适用于人文世界。“法治的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的认同过程,其间还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还必须对自己的传统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和处理。”民主与法治是西方文化的表征,是西方价值观念的载体,那么,西方文化中的法治精神能否植根于中国厚实的儒家文化土壤呢?以儒家伦理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否承接和转化这西方法治文化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缺乏“法治”的历史传统,即在社会秩序和规范中,“法治”始终未占主导地位，这就必然给中国当代建立“法治”社会秩序带来困难。
四． 借鉴和启示
虽然今天所倡导的法治跟古代的“法治”几乎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古代法家仍然有许多地方是值得我们认同的。二千多年前他们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具有客观性。法家所提出的“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是对法的平等适用的肯定。 法家思想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他们主张公布成文法，法应清晰、简明，具有统一性和稳定性及可操作性和可预见性等。①法家思想的这些积极方面都是值得学习和借鉴，对今天的法治建设是有利的。
同时我们要看到法家的重刑政策和愚民政策，压制议论和专制王权的方式，与民主与自由是格格不入的，更不是我们今天要的法治。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及专制王权，使得人们观念中缺乏法治的观念。今天中国提倡依法治国，实行法治，但是“法治的落实不在于用法条来取代固有的文化传统,而是要把人们对法、法律和法治的信念融入到人们的血液中去、融入到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中去。”提高人的法律素质,增强人的法治意识,灌输自由意识、平等的观念乃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如果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思想政治素质低, 即使有比较健全和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也会因为得不到遵守而不起作用,甚至形同虚设。所以,“人”仍然是关键。在古希腊传统文化中,法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是与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以及立宪政体等道德理想联系在一起的。“法律与人性的关系,法律与权力的关系,也都是从城邦的‘善’来阐释的,从而使法治观具有一种超越法律的特殊性而成为更高层次的理想观念品格。如果仅仅在法律层面而不深入道德理想层,不探讨法律的价值基础和价值根源,无以最终确立法治观。”②权力从属于法律,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否则国家就会丧失其真正的本质和特征。西塞罗有句名言:“我们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自由。”西方人的这些传统告诉我们,他们的“法治”传统与我们的“德治”传统同样古老而长久。中国人选择了(这里的选择并非主观意志)“德治”为其根本,并影响至今，建立“法治”秩序,决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西方人选择了“法治”为其根本,也影响至今。但无论以何为根本,都没有离开“人”这个根本的价值主体。这实际上是儒家“德治”文化思想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因此,提高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法治”素养和“德治”素养,是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中最根本的任务，也是我们要达到法治目标的根本方法。只有在儒家和法家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取其精华，去其糟泊，才能为今天的法治建设指引一条宽广而平坦的路，也才能被真正得以利用。
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已废止)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1996年5月15日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1996年5月15日公布施行）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办法保护。
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协调、督促有关行政部门贯彻实施本办法，做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工作。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消费者协会的工作，保障其依法履行职能，并为其提供必要的经费。
第四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技术监督、卫生、物价、商检等行政部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经营者的管理和监督，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 消费者协会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职能和下列职能：
（一）宣传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提高消费者依法自我保护意识；
（二）征求和收集消费者意见，向经营者反馈商品、服务质量信息，并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三）根据国家规定，参与有关部门对商品、服务质量的调查、比较和优质商品、优质服务的评选活动；
（四）配合行政部门查处有关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项；
（五）协同有关部门或者行业协会制定商品、服务质量的保证规范。
第六条 大众传播媒介应当做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宣传，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予以揭露、批评。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压制有关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真实报道。
第七条 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应当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悬挂营业执照，标明真实名称和标记。
展销会的举办者和柜台的出租者，应当监督参展者和柜台使用者按照规定悬挂营业执照，标明真实名称和标记。
第八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不得有下列欺诈行为：
（一）在商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销售失效、变质的商品；
（二）假冒他人注册商标、质量认证标志、名优标志，伪造商品产地，冒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和他人的厂名、厂址；
（三）与他人合谋进行欺编性商品销售或者服务诱导；
（四）采取短尺少秤等手段销售商品；
（五）销售国家明令淘汰商品或者应当检验、检疫而未检验、检疫的商品；
（六）将处理品、残次品、等外品谎称正品销售；
（七）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的现场演示；
（八）对修理的商品故意损坏，更换不需要更换的零配件，配用不符合技术标准的零配件；
（九）利用明码标价或者其他手段进行欺骗性价格表示；
（十）用虚假的说明、标准、样品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
（十一）发布虚假广告或者信息，欺骗和误导消费者；
（十二）其他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欺诈行为。
第九条 经营者不得强行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强迫消费者接受搭配商品和其他不合理的条件。
第十条 商店提供商品应当明码标价，表示的价格必须明确、真实、醒目。
第十一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国家和本市有包修、包换、包退（以下简称“三包”）期限规定的，应当按照规定执行。经营者与消费者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办理，但国家和本市有“三包”期限规定的，约定的期限不得低于国家和本市的规定。
更换商品的“三包”期限从更换之日起计算。
第十二条 经营者提供的商品质量不符合标准，在“三包”期限或者与消费者约定的期限内，应当按照商品质量标准负责修理、更换或者退货，不得向消费者收取任何费用。
经营者对履行修理义务的商品，一次修理时间不得超过三十日。经过两次修理仍不能正常使用的，应当免费为消费者调换商品或者退货，并按照商品销售凭证价款的5％补偿消费者因延误使用而遭受的损失。
第十三条 经营者对大件商品的修理、更换、退货，在“三包”期限内应当承担运输等合理费用。大件商品的目录由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布。
第十四条 经营者提供的商品质量不符合标准应予退货的，遇价格下降时，按照原价格退还货款；遇价格上涨时，按照新价格退还货款。
第十五条 消费者与经营者发生纠纷，需要对商品或者服务质量进行检测、鉴定的，由双方约定到专门机构检测、鉴定；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由受理案件的部门指定。检测、鉴定结果证实商品或者服务质量不符合标准的，检测、鉴定费用由经营者承担；商品或者服务质量符合标
准的，检测、鉴定费用由消费者承担。
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遭受人身或者财产损害，对该商品或者服务质量难以检测、鉴定，经营者不能提供无过错证据的，应当承担责任。
第十六条 消费者协会受理消费者投诉，应当在接到投诉之日起十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书面通知当事人。经营者应当提供真实情况，积极配合消费者协会对投诉事项的调查、调解。
第十七条 有关行政部门接到消费者申诉或者消费者协会转交的消费者投诉，应当在十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书面通知当事人。决定受理的，自受理通知书下达之日起十日内进行调查，并在三个月内处理完结。
第十八条 消费者同一申诉涉及两个以上行政部门受理的，消费者可以向其中的一个行政部门申诉，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应当积极配合。
第十九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第二十条 有关行政部门在处理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案件时，应当责令经营者赔偿消费者的损失。
第二十一条 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七条规定，不悬挂营业执照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经营者不标明真实名称和标记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展销会的举办者或者柜台的出租者违反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二条 消费者在展销会、租赁柜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展销会结束或者柜台租赁期满后，应当由展销会的举办者或者柜台的出租者先行赔偿。赔偿后，展销会的举办者和柜台的出租者有权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追偿
。
第二十三条 经营者有本办法第八条所列行为之一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一倍。
经营者有本办法第八条所列行为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其他法律、法规对执行处罚机关和处罚方式有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情节轻重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
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第二十四条 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两倍支付赔偿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有关行政部门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由物价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以五百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五十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按照规定执行，拒不执行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条例》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九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或者包庇经营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参照本办法执行。经营者给农民造成损失的，应当按照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赔偿。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对消费者权益保护事宜未作规定，其他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89年10月11日天津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天津市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同时废止。
1996年5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