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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据保全公证程序问题研究

　　　　　　　冯兴吾　康峰　冯大斌


内容摘要：证据保全是基于客观上的需要，以便对证据的内容和形式加以固定、保存的一种特别程序。本文试探讨证据保全公证的范围、条件、程序、效力等问题。
关键词：证据保全　公证　程序　效力

　　一、证据保全公证程序的概念
　　证据保全作为一种制度创于寺院法，后继受德国普通法并沿传至今，为许多国家立法所采用。德国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直接采纳证据保全制度，但是出于实际需要也并不禁止这种制度，并且在学理上一般也支持这种制度。我国学者认为，证据保全就是在起诉前或者起诉后，还没有调查证据以前，预先采取的一种保全措施。而本文提出的证据保全公证程序是公证机构基于客观上的急迫需要，在诉讼前就特定证据材料预先加以调查，以便对证据的形式和内容加以固定、保存的一种特别程序。
　　二、证据保全公证的范围和方法
　　由于刑法和民法对证据的定义、采集和认定的规定不完全一致，考虑到公证机构本身的法律性质，本文认为，证据保全的范围应当限定在民事证据的范围内，也可包括一些行政诉讼中的证据。证据保全公证的范围具体是指法律、法规规定或公证实务中对何种证据可以采取公证保全措施。在公证实践中，有关证据保全公证的措施和方法，因不同的证据而有不同的保存和固定的方式。如对证人证言的证据保全公证，可以采取制作证人证言笔录或录音的方式；对物证或有关场所现状的证据保全公证，因物证或有关的具体情况不同，既可以通过勘验制作笔录、绘图、拍照或摄像，也可以保存原物。
　　本文认为证据保全公证的方法主要区别于以下两种情况：
　　一种是法律上没有明确的限定，主要采取列举式；《房屋拆迁证据保全公证细则》第10条规定：“办理房屋拆迁证据保全公证，公证员应当客观、全面地记录被拆迁房屋的现场状况，收集、提取有关证据。应该根据被保全对象的不同特点，采取勘测、拍照、摄像等方式进行证据保全。”
　　另一种是并不设定明确的限制，由公证机构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必要的方法和措施，以达到固定、保全证据的目的。1994年8月26日，司法部、国家版权局《关于在查处著作权侵权案件中发挥公证作用的联合通知》（以下简称《联合通知》）指出公证机构在办理著作权证据保全公证时，有权根据当事人的要求和被保全对象的不同特点，采取购买或索取实物，现场拍照、摄像，询问证人、记录或录制证人证言等保全方式，全面客观地反映客观真实情况。
　　三、证据保全公证的要件
　　证据保全公证的要件有实质要件与程序要件之分。证据保全公证的实质要件是已有发生证据灭失的可能或妨碍使用之隐患或经对方当事人同意。证据保全公证的程序要件是一般应在诉讼前提出申请。
　　一般认为，凡向公证机构提出证据保全公证的申请，应具备以下条件：
　　1、证据有灭失或难以取得的可能。
　　证据由于时过境迁或其他原因，有可能灭失、失真或难以取得。如病人身患疾病有死亡的可能；有关单位因拆迁需要申办证据保全公证；作为证据的物品将腐坏、变质，随时都有可能失去证据作用的情况下，应当及时将物品的外形、特征等制成笔录，并将物品进行处理。
　　除以上客观情况外，还有来自人为的因素。如有可能发生证据被销毁、涂损、掩埋、转移等情况，以致日后诉讼时或查处案件时影响人民法院或行政执法机构对纠纷的正确审理。所以，为有效地利用证据认定案情，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关机关和个人应当依法申请办理证据保全公证。
　　2、必须对涉及案件事实的现状予以确定，且申请人与该案有利害关系。
　　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条件的变化或者其他原因，一些证据本身可能消灭或难以取得。所以，公证机构在办理保全证据过程中应当指导、督促当事使用法律允许的方式对保全对象进行证据保全。如当事人陈述、现场勘验经过等，不可能长期而又准确地留存于人们的记忆中，如果不及时办理证据保全公证，用文字记录下来或者录音、摄像，事后就可能遗忘；有的物品、痕迹不可能长期保持不变，如房屋的座落、四至、房屋性质、结构、层次、面积、新旧程序、层面及地面质地、附属设施等，如果不拍照或绘图并用文字把它们的原始状况详细记录下来，房屋一旦被拆迁，就无法了解其现状。
　　四、证据保全公证的管辖
　　㈠、起诉前的管辖
　　为了调查便利的需要，申请证据保全公证在起诉前应向证人居住地或证物所在地公证机构申请。当然，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4条的规定：“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难以取得的情况下，诉讼参与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人民法院也可以主动采取保全措施。”显然，人民法院也可以办理证据保全。但是，本文认为，在诉讼前证据保全中，应当以申请人向公证机构提出证据保全公证为宜。这是因为：
　　1、我国现行立法规定，对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赋予充分的证明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第4条的规定，公证机构有权“保全证据”，公证机构办理证据保全公证应在诉讼尚未形成之前进行，并且只能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规定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第5项也规定，已为有效公证书所证明的事实，在诉讼中当事人无需举证。
　　2、诉讼前对证据保全的公证并不仅限于诉讼之目的。如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在依法查处著作权侵权行为时，通过证据保全公证，保证证据的客观真实性，有利于有力查处侵犯著作权行为，有得于有效地打击侵权行为，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在行政诉讼中的有效举证。
　　3、与时俱进，突破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法院为中心发现案件客观事实”的前苏联传统证据理论体系的框框。当事人真正成为诉讼的主体，有权决定诉讼的实体内容，法院站在中立立场上进行审判，既有助于审判制度的改革，使法院在诉讼前的职能弱化，以减其工作负荷，又有助于强化公证机构职能作用使其不断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㈡、起诉后的管辖
　　证据保全公证在起诉后向公证机构提出的，在传统做法上，公证机构应当拒办，并告知应向受诉人民法院提出。因为，当事人在起诉后申请证据保全需要，由人民法院审查做出是否准许保全的裁定；人民法院也可以主动采取保全措施。当诉讼属于第一审时，向一审法院提出，当诉讼属于第二审时，应向二审法院提出。但本文认为，随着我国法院在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法院在民事审判过程的诉讼结构已逐步从“强式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过渡，对当事人来说，举证的责任加重，而且为了取得质证过程中主动，当事人往往需要一个中介机构来证明其证据的客观、真实和合法性。所以，对于一些诉讼中的保全证据，公证机构也应当可以适当介入，例如房屋强制拆迁前的保全，往往就是在诉讼中进行的。
　　五、证据保全公证的申请
　　㈠、申请的主体
　　证据保全公证程序是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而开始的。如《房屋拆迁证据保全公证细则》第5条规定：“房屋拆迁证据保全公证申请人是拆迁人或被拆迁人，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也可以作为申请人。”
　　㈡、申请的程式
　　申请的程式是指申请人向公证机构以何种形式提出证据保全公证的申请，以及在特定条件下应列明或表明何种事项。
　　向公证机构提出申请的当事人并无限制性规定，可以是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但应当符合《公证程序规则》第17条第1款的规定，即“㈠申请人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利害关系；㈡申请人之间对申请公证的事项无争议；㈢申请公证的事项符合规定条件的，属于公证处的业务范围；㈣申请公证的事项属于本公证处管辖。”公证机构应予受理，并书面通知申请人；不符合规定条件，公证机构应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书面通知申请人并告知对拒绝受理不服的行政复议程序。《房屋拆迁证据保全公证细则》第7条第3款的规定：“受理或拒绝受理的决定，应在申请人依据本细则正式提出申请后的七日内作出”。之所以作出七日的规定，也正是防止证据可能灭失或难以再决取得。
　　因为《公证程序规则》对证据保全公证的申请未作明文规定，理论上证据保全公证的申请，并非必须书面申请，也可以口头提出申请，但必须由公证员制成笔录。
　　六、证据保全公证的效力
　　证据保全公证一般产生如下效力：
　　1、保全的证据具有客观性，双方当事人均可以利用保全的证据，且具有优先性。
　　证据的客观性是指证据应该具有的客观存在的属性，或者说，保全的证据应该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在实践中，采用保全证据的客观性标准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保全证据的内容必须具有客观性，必须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其二，保全的证据必须具备客观存在的形式，必须是人们可以通知某种方式感觉、感知的东西。无论是通过绘图、拍照、摄像，都必须有其客观的外在表现形式，都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
　　随着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文书”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例如一些公司企业的日常业务和商务往来在一定程序上实现了“无纸文书管理”，那么存储在计算机硬盘或软盘中的有关文件是不是证据？本文认为，这些文件也是证据，只是没有被别人通过感知而客观表现出来。当然，如果这些文件被电脑打印出来，或者通过办理证据保全公证通过计算机屏幕显出来，那就具备了证据的客观形式，并具有与原件同等的法律效力。
　　证据保全公证作为证据为当事人双方或相互间发生事实关系的证明，因此，不但申请证据保全公证的当事人可以运用，如果对方当事人认为该证据对其有利也可加以利用。在举证方面，当事人有提出证据与否的自由。
　　1998年7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的若干规定》第27条第1款规定：“物证、历史、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高于其他书证，视听材料和证人证言。”200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7条第2款规定：“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先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2002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63条第2款规定：“鉴定结论、现场笔录、勘验笔录、档案材料以及经过公证或者登记的书证优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
　　2、保全的证据效力不必然及于待证事实。
　　所保全证据的效力仅及于本身，与待证事实并无必然联系。比如房屋拆迁证据保全公证并不是为了证明对方当事人应承担的过错责任。同样，著作权证据保全公证虽然在为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切实加强著作权保护工作中发挥了证据的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查处著作权侵权案件中发挥作用的证据保全公证，并不必然证明有关当事人的侵权行为。因为，著作权证据保全公证书中虽证明了申请保全的时间、理由以及证据的时间、地点、方式等内容，保全证据时所拍摄的照片、录像带以及实物、发票等也在清单中列明，但是这与有关当事人是否侵权、侵害程序没有必然的关系。
　　3、已保全的证据，可免除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证据一经保全，应该与法院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调查的证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证据保全公证的证据是证据的一部分，人民法院以及行政执法机构应当将它与其他证据一并加以审查、判断。对于当事人在诉讼前依法定程序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的证据保全公证的证据，与人民法院依靠程序收集的其他证据具有同样的效力。
　　如我国《联合通知》第1条指出：“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在查处侵权行为时，要求申请人和有关当事人提供证据的，应当对证据进行证据保全公证。对于公证机构出具的有关证据保全的公证文书，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作为查处侵权案件时认定事实的根据。”　200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第6款规定“已为有效公证书所证明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2002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4条规定：“以有形载体固定或者显示的电子数据交换、电子数据以及其他数据资料，其制作情况和真实性经对方当事人确认，或者以公证等其他有效方式予以证明的，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试论受贿罪主体

作者：丁敏
单位：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内容提要

本文分为七个部分，除了引言外，主体内容有六个部分。首先，简要介绍了国内外关于受贿罪主体范围的有关规定，接着对我国受贿罪主体的范围作了多角度分析，重点阐述了“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认为国家机关就是指国家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军队机关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关、人民政协的各级机关。至于在那些原先为行政机关而现在为总公司的组织中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而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四种，即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再次，对“离退休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家属”能否成为受贿罪主体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一般情况下，离退休国家工作人员不属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也不存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问题，国家工作人员家属不能独立构成受贿罪的主体，只能成为受贿罪的共犯。

一、引言
贪污贿赂犯罪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是剥削阶级、剥削制度的产物。它发源于统治阶级内部，又对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古今中外，掌握政权的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维护统治地位，都十分重视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惩罚和抑制。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贪污贿赂犯罪仍显不断蔓延扩展的趋势，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对贪污贿赂犯罪有关问题进行研究非常必要。为此，本人拟就受贿犯罪主体的有关问题，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讨。
随着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犯罪问题日益突出，而通常被作为经济犯罪之一种的受贿犯罪也由于诸多因素的作用表现得十分明显，不仅严重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履行公务活动的廉洁性，对国家机关、国家工作人员的声誉造成严重的损害，而且也成为社会的一个毒瘤，在各方面都影响着经济发展、政治清明，乃至影响到社会稳定。有鉴于此， 1988年1月21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该《补充规定》第4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与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以共犯论处。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同1979年刑法第185条以及《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的有关规定比较，它将受贿罪的主体由1979年刑法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扩大为“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
1997年修订的现行刑法典将1988年《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起草的反贪污贿赂法合并编为刑法典的一章。现行刑法典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罪论处。”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其他人财物的，以受贿罪论处。”与前引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相比较，主要的变化是受贿罪的主体又重新恢复到1979年刑法第185条规定的主体范围，即只限于国家工作人员而对于公司、企业人员的受贿行为则单独规定了罪状以及法定刑，即第163条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

二、国外关于受贿罪主体范围的规定
考察外国的立法例，关于受贿罪的主体大体有以下几种规定方式：（1）一般主体。例如，前捷克斯洛伐克刑法规定，无论是否公务员，只要对于具有社会意义 的事件作出决定或因执行这种决定，而收受贿赂或同意收受贿赂的，均构成受贿罪；但如果是公职人员受贿，应当加重一定的刑罚处罚。（2）公职人员。阿尔巴尼亚、蒙古、保加利亚、朝鲜等国家的刑法都规定了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只能由公职人员构成，但公职人员的具体范围各国的规定并不相同。（3）特别公务员。有的国家刑法典除了规定了受贿罪的主体必须是公务员之外，还设专款规定了特别公务员（如法官、仲裁人等）的受贿罪。如保加利亚刑法规定了审判员、陪审员、检察员、侦查员的受贿罪；德国刑法典也规定了法官和仲裁人的受贿罪。（4）准公务员。有的国家刑法把将要成为公务员的人规定为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如日本刑法规定了将要成为公务员或仲裁人的关于自己将要担任的职务的事情，接受请托而收受，要求或约定贿赂，构成受贿罪；韩国刑法规定，将担任公务员或仲裁人之人，接受请托而收受，要求或约定与该职务有关之贿赂，成立受贿罪。（5）曾为公务员。有的国家刑法把已经离任的公务员规定为受贿罪的主体。如日本刑法规定，曾任公务员或仲裁人的人在职时接受请托，离职后收受贿赂的，构成受贿罪。①

三、我国“国家机关”的范围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典第385条的规定，受贿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现行刑法典第93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根据第93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由此出发，国家机关范围的界定就是界定国家工作人员的一个重要前提。目前我国刑法学者对国家机关界定的不同观点：其一，认为“国家机关”就是指从事国家管理和行使国家权力，以国家预算拨款作为独立活动经费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具体包括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以及军队系统的各级机构 。②其二，认为国家机关除了上述范围以外，还应当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关以及政协的各级机关。③其三，主张国家机关应当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关、国家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军队的各级机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级机关以及一些名为总公司但实为国家行政部门的机构 （如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电力总公司等）。该观点认为那些名为总公司但实为国家行政部门的机构，并不适用企业的经营机制，而是依靠国家财政拨款，从事行政管理的职能部门，因而其本质上仍是国家机关 。④
本人认为，界定“国家机关”的范围，必须基于法律的规定，但同时又不能拘泥于条文本身，而应当结合实际，因为法律本身的规定亦可能存在矛盾。我国现行宪法第5条第3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在这里，武装力量、政党、国家机关是并列的，不存在包容关系；但是宪法第3章关于国家机构的规定又包括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军事机关，显然，这与宪法第5条第3款的表述是矛盾的。由此观之，如果想当然地认为国家机关包括了军队机关，在法律上是没有依据的。要认定“国家机关”范围，必须回到现行刑法第93条的规定来，并从总体上理解其准备含义。该条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其中共提到三类组织，即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这种分类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组织和政协组织是包含于国家机关之中的。因为对政党和参政议政党，作为基本法的刑法不可能不作出规定，从第93条看，它们不能属于人民团体和社会团体，只能属于国家机关。从刑法分则的规定看，国家机关也包括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和政协组织。分则中第九章是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主体的渎职罪，第八章是以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贪污贿赂罪，两相比较也可以发现这一结论。譬如行贿罪的对象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执政党各级机关完全应成为行贿罪的对象，故而从立法的严谨性来说，共产党和政协理应包含在国家机关之中；在纯粹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主体的渎职罪中，若不包括中国共产党和政协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则会遗漏在这些机关中的工作人员的犯罪行为，亦会使法网有失严密。再比如，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刑法第167条）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刑法第406条）的主体分别是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国家机关中的工作人员，从保护公有财产的角度并结合刑法第93条对组织的分类看，立法者也是将共产党和政协机关划归国家机关的。另外，从我国宪法的纲领性规定看，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起着领导作用，人民政协是参政、议政机关，这是我国的国体和政体，作为基本法的刑法必须体现这一点，若仅仅拘泥于某个法条的规定，断定国家机关不包括共产党组织和人民政协，则未免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之嫌。至于目前在我国存在的名为总公司实为国家行政部门的机构，本人认为不应视其为国家机关，它们是市场经济改革的过渡性机构，其改革的方向是经济管理机构，与国家机关有本质上的差别。而且我们在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的这些情况的考虑要慎之又慎，不能盲目的去否定，否则会坏了我们经济发展的“大事”。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1997年刑法典第93条所称的国家机关就是指国家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军队机关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关、人民政协的各级机关。至于在那些原先为行政机关而现在为总公司的组织中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显然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但不应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

四、对我国刑法中“公务”的理解
从刑法第93条的规定看，国家工作人员和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其共同的本质特征就是“从事公务”。因此，如何准确理解刑法上“从事公务”的含义，乃是正确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核心问题。
从最一般意义上讲，公务泛指一切公共事务，既包括国家性质的公务，也包括集体性质的公务。刑法第93条所说的“公务”是指什么？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存在四种不同的观点：其一，认为“从事公务”是指代表国家对公共事务所进行的管理、组织、领导、监督等活动⑤ 。其二，认为“从事公务”就是“依法履行职责的职务行为以及其他办理国家事务的行为”。⑥其三，认为“从事公务”是指“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单位中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⑦其四，认为“从事公务”是指“依法所进行的管理国家、社会或集体事务的行为”。⑧本人认为，“从事公务”应当是指代表国家利益进行的管理各种事务的活动。它具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是具有管理性，即对各种事务进行管理。这里的事务比较广泛，既可以是社会事务，也可以是集体事务，甚至是个人事务（如离婚诉讼），但是一旦被纳入国家管理活动的范围即变为国家事务（国家事务的含义一般是指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进行介入、管理的事务）的内容。二是国家利益性，即这种活动是从国家利益出发，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它体现的不是某个个人、集体、团体的利益，而是国家的利益，并且刑法本身保护的也是社会利益，国家利益是其应有之意。换句话说，“公务”的本质就是国家利益代表性和管理性，它所管理的对象是各种事务。
从刑法第93条规定的内在逻辑性看，无论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是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就是“从事公务”，在人员的身份上并无限制，因而在司法实践中亦应按照该标准合理界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避免仅以是否具有干部身份来判断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显然，打破“身份论”是改革的趋势，也是司法实践的要求。特别是人事制度的改革，许多企业、事业单位已完全打破了员工身份上的限制，实行竞争上岗，昨天还是管理者，今天可能已是普通员工。因此，无论从刑法的精神还是从现实社会生活来看，以身份来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已不合时宜与法理。只有紧紧抓住“从事公务”的本质特征，才能准确认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

五、现行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
本人认为国家工作人员有四种：第一，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第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第三，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第四，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一）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根据前面对国家机关的界定，我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主要指以下几类人员：
1、中国共产党各级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2、国家各级权力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3、行政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国务院及其所属部、委、局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管理机构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4、审判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在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以及专门法院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5、检察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及专门人民检察院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6、军队各级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7、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公司是指公司财产属于国家所有的公司。国有企业，是指财产属于国家所有而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国有事业单位，是指国家投资兴办、管理、从事科研、教育、文化、体育、卫生、新闻、广播电视、出版等事业的单位。人民团体，是指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各级工、青、妇等人民团体。
在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随着社会的发展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事业单位的组织形式出现了国家办、集体办、民办及合办等形式；性质上也有营利性、公益性之分；由国家兴办的事业单位，其经费形式也出现了全额拨款、差额拨款和自收自支三种不同形式。显然，国家投资兴办、管理的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是国家工作人员，其他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目前还没有含国有成分的合办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我国是指，“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由国家编委统一制定编制，费用由国家财政支付，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团体，一般指以下几种：工会、共青团、科学技术协会、妇联、华侨联合会、台湾同胞联谊会、全国青年联合会、全国工商联合会。”在这类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但是，1989年10月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规定的社会团体与上述人民团体在经费来源，编制、职能方面不同，该类社会团体中的工作人员（受国家机关委派的除外）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
（三）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这类人员是受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他们代表国家，为了国家利益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他们的权力来自于“委派”，是指委任和派出，受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无论其先前身份如何，只要是受委派从事公务的，即应视为是国家工作人员。
（四）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这类人员是指除上述三类人员外，其他一切依照法律规定从事公务的人员，这条规定更加明确了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公务性”，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原本不是国家工作人员的代表，如原本是工人、农民、演艺员、运动员、专职教师、专职科技人员、个体手工业者等的代表；人民法院的陪审员、人民检察院的特邀检察员、监察部门的特邀监督员、公安机关的联防队员等。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有关解释，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刑法第93条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1、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
2、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
3、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
4、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