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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由于社会经济等原因，我国农村社区矫正工作和城市社区矫正工作相比，无论在制度建设还是工作开展上，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农村社区矫正工作基础薄弱，发展速度较慢，总体水平低，远不及城市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工作在我国存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现象，社区矫正工作的“城乡差别”,影响了刑事执行制度的统一性和公正性，阻碍了我国刑罚体系的构建和完善，针对性地查找问题，解决制约农村与城市社区矫正工作平衡发展的因素，是眼下开展农村社区矫正工作的当务之急，我们着重从农村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制约因素和解决途径等方面，对如何更好在我国农村地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进行初步探讨。　　
一、我国农村地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现状
近年来，全国广大农村社区矫正工作机构积极探索，不断创新，稳步推进农村社区矫正工作的试点（行）工作，积累了宝贵的农村社区矫正工作实践经验，为农村社区矫正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农业大县，鱼台县不落窠臼，在推动农村社区矫正工作上动脑筋、下功夫，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鱼台县位于山东、江苏、安徽三省交界处，东濒我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闻名世界的京杭大运河从东部穿流而过；南与江苏省徐州市毗邻，西与金乡县接壤，北与济宁市隔河相望，总面积654.2平方公里，户籍人口人口46.2万，辖8个镇、1个乡、2个街道办事处、1个经济开发区。我县社区矫正工作从2008年开展试点，2009底开始全县铺开，目前，全县 10司法所的25个工作人员负责矫正管理工作，所内现登记的矫正人员共860人，已解除553人，目前在监管307人，缓刑272人、管制3人、假释30人，暂予监外执行2人，这些对象表现为文化素质低(其中：文盲的有557人，初中以下的有264人，初中以上的39人，大专以上4人)。自2007年正式试行矫正工作以来，矫正人员增加，面临的工作中出现了许多“摸着石头过河”的新问题，矫正工作中除了能将矫正人员信息登记，落实每月的监管工作较完全外，其余的心理矫治，帮扶，公益劳动等工作基本开展的不是很完全到位。我县农村地区社区矫正工作的现状如下：
一是农民犯罪的原因，呈多样化。在当前市场经济大潮下，在农村形成了新的“读书无用论”、“金钱至上”等思想，他们辍学打工、文化素质低、法制观念淡薄、常会因一些琐事而引起争斗，从而酿成大祸；农村健康有益的文化生活缺乏，腐朽没落思想乘虚而入，他们禁不住诱惑，学习影视剧中的抢劫、盗窃、伤害等犯罪行为，因而会闯入法律禁区。
二是农民犯罪类型，呈集中化。在全县各乡镇掌握的名“五犯”中，犯罪类型主要集中在故意伤害、侵财和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其中故意伤害有215人、抢劫盗窃有131人、交通肇事198人、寻衅滋事187人，故意伤害、抢劫、交通肇事、寻衅滋事这四种刑事犯罪，成为农民常发性犯罪，占总案件数的85%。
三是农村社区矫正工作环境，呈单一化。农村社区矫正工作对象在回到乡镇后，主要由乡镇司法所按特殊人群进行管理，但对其进行集中教育学习和公益劳动的次数较少，因社会力量参与缺少，致使矫正对象与司法所容易形成对立姿态，不便于掌握其思想动态，不利于其心理的转化，进而不被社会所接纳。
由于社会经济条件悬殊，相比城市社区矫正工作，农村社区矫正工作存在不少问题：农村社区矫正工作中刑罚执行的严肃性不足，农村居民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认同度不高，相关制度建设滞后，保障落后，矫正方法手段不科学，矫正效果不明显等。农村社区承担了大部分的矫正任务，但问题较城市社区突出，所以农村社区矫正工作需要社会更多的关注和重视，亟待改革矫正制度。
二、制约农村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因素分析
农村开展社区矫正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有思想观念障碍，财力保障不足，装备配备落后，工作人员匮乏、矫正工作力量社会化程度低、农村环境复杂等，总体上说，农村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和城市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人口素质偏低，地理复杂，制度建设滞后，这些都制约着农村社区矫正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农村社区矫正工作和城市的差距拉大。
一是群众有思想观念上的障碍，无法接受这种刑罚。由于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时间还不长，农村群众普遍认为要控制和打击罪犯，监禁刑是最好的选择。大多数农村老百姓认为一个人犯了罪不用“坐牢”，接受其应得的惩罚，却仍然可以在其生活的社区中服刑，是公众所不能接受的事实，认为这难以体现社会公平。并且群众担心实行了开放式的社区矫正工作，一旦对社区服刑人员管理过松或者矫正不得当，则会让社区服刑人员更容易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
二是社区服刑人员管理困难。农村地区社区服刑人员数量大。由于撤乡并镇，我县部分大镇街如谷亭街道目前幅员面积达55.9平方公里，加之社区服刑人员居住分散、司法所工作人员少，这些都给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农村地区社区服刑人员的犯罪类型与城市有较大区别。在城市社区服刑人员中，职务和未成年人犯罪较多；而在农村社区服刑人员中，侵财型犯罪和伤害类犯罪较多。从而使得农村地区社区服刑人员易重新犯罪的可能性较大。农村地区社区服刑人员流动性较大。我县去年请假外出的社区服刑人员达120人次，对这部分迫于生活需要外出打工的社区服刑人员如何实施矫正，在实践中，司法所多是采取委托管理和要求社区服刑人员采用定期通电话的方式掌握一下信息，然而目前委托管理并没有实现全国覆盖，加之这部分人流动性较强，场所不固定，有的过一段时间就没了音信，而另一部分人即使保证定期都能够电话联系，但也都是全凭社区服刑人员自己说了算，是真是假，难以考证，实际上等于是让这部分人处于放任脱管的状态。由于传统思想的影响，部分社区服刑人员存在一定的心理障碍。他们对社区矫正工作方式存在一定的社会和心理压力，不愿意回到社区执行刑罚，不愿意让亲戚朋友知道自己犯事。对于集中的学习和义务劳动感到耻辱。同时希望司法机关不要做定期的家访，以免打扰自己正常的工作和家庭生活。
三是农村基层社区建设步伐迟缓。社区矫正是一种立足社区、依靠社区的社会化行刑方式，成熟的社区环境是社区矫正工作赖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一个结构合理、功能良好的社区，就不可能有效果显著的社区矫正工作，加强社区建设对于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意义重大。当前我国不少农村地区，因社会转型导致一些基层组织涣散无力，传统的社会整合机制削弱，同时，现代意义的社区发育缓慢，社会自治机制很不健全，这使得一些社区矫正工作措施因社会支持不够而影响了实施效果，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
四是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力量薄弱。当前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主要由社区矫正工作专业队伍和社区矫正工作志愿者两部分组成。社区矫正工作专业队伍主要包括司法所工作人员和社会工作者。司法所工作人员是具体承担矫正工作的主要力量，但目前大部分镇街一般只有2－3名司法所工作人员，他们承担着辖区社区矫正工作、安置帮教、普法宣传、人民调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九项工作职能，工作强度大，使得他们真正用于社区矫正工作的精力和时间较少。另外司法所工作人员学科背景单一，离社区矫正工作需具备的法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等全方位的人才需要还相差甚远。社会工作者是由乡镇（街道）财政出钱聘请的专职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由于目前农村地区基层政府财力有限，所以很少有乡镇（街道）聘请社会工作者从事社区矫正工作。
五是农村社区矫正工作经费保障不足是影响发展的瓶颈。由于社区矫正工作经费问题导致公益劳动和就业基地发展滞后，同时为解矫人员服务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匮乏。尤为严重的是，给矫正对象提供日常劳动矫正场所和工作场所的公益劳动和就业基地发展严重滞后，这就会导致农村社区矫正工作步骤残缺，势必使农村社区矫正工作效益大大折扣。不少农村基层司法行政机关装备保障标准相对偏低，部分地区司法行政机关公用经费严重不足，日常工作难以开展，各地方制定的财政措施，实践中难以保证落实。
三、深入探索农村地区社区矫正工作的对策
一是做好宣传工作，提高认识。加大社区矫正工作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社区矫正工作氛围。首先要扩大社会影响面，增强社会影响力，争取社会各界的认同和支持。结合“六五”普法开局契机，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介的作用，向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全面宣传什么是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工作的性质和内容、社区矫正工作的执行方式等内容，从而让全社会都知晓和关注社区矫正工作。要化解农村群众对社区矫正工作的各种顾虑，扩大农村社会各界对社区矫正工作行刑制度的认同感，最大限度地取得农村群众的支持，为农村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其次要强调社区矫正工作的管理矫正功能。社区矫正工作者和社区服刑人员要清楚地认识到社区矫正工作是一种新的刑罚执行方式，社区矫正工作具有一定的惩罚性、管束性和监督性。社区矫正工作是在矫正社区服刑人员不良心理和行为的前提下帮助解决其在生活、就业、心理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矫治是根本，帮助是保障，而不是一味地重帮教而轻矫治，同时对于有劳动能力的社区服刑人员必须按规定要求其每月到指定的地点参加一定时间的公益劳动，以体现对其的监管和矫治。也就是说，司法所在从事日常矫治工作中要突出硬的一面,不能老当老好人,更不能把社区矫正工作做成安置帮教。社区矫正工作的根本目的是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加大对非监禁刑罪犯的监督管理和教育矫正力度，提高教育改造质量，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为建设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要提高矫正质量，必须使社区服刑人员能够从内心深处接受各类教育，感化其罪恶的心灵。第三，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的价值研究工作，作为一种非监禁刑，其在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和完善刑罚执行制度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降低了刑罚的社会成本，以较小的社会代价达到教育和改造罪犯的目的，在农村基层引入社会治理观念，做好社区矫正工作，充分发挥非监禁矫正在社会建设与管理中的作用，促进农村社会和谐。
二是健全保障机制，加强农村社区建设。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的投入，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落后于城市，所以需要各级财政的支持，应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各农村地方的社区矫正工作财政保障机制，制定既有现实性，又有前瞻性、科学、系统、完备的农村社区矫正工作经费保障制度，加强对农村矫正机构规范化建设，强化其物资、人力资源方面的保障。农村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须立足完善的社区条件，一个结构合理、设施完善、功能良好的社区环境是社区矫正工作发展的基础，2006年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民政工作会议指出：“整合社区资源，推进农村志愿服务活动，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基层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服务体系，全面提升农村社区功能，努力建设富裕、文明、民主、和谐的新型农村社区。” 发展农村社区不仅改善了农村环境，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且有力推进了农村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对发展农村社区矫正工作意义重大。
三是充实矫正手段和方法，强化管理。社区矫正工作作为刑罚执行活动的一种形式，必须严格依法规范运行，以维护刑罚的统一性和严肃性，农村社区矫正工作各相关部门应统一协调，明确职责与分工，适用统一的管理标准和矫正措施，确保社区矫正工作形成长效机制。农村社区矫正工作应结合实际，严格矫正程序，充实矫正手段，强化对矫正对象的管理。建立和完善相关接收、管理、矫正手段、考核、惩奖、解除矫正等制度，明确矫正运行机制，确保社区矫正工作规范运作。 农村社区矫正工作大多处在初始阶段，统一规范农村社区矫正工作的工作流程，首先要做好矫正对象的衔接过渡工作，建立部门间的监管合作机制，明确交接职责，完善交接制度，使之做到真正的“无缝衔接”。强化在司法局（所）对矫正对象的“矫正期间”的管理，农村地方政府可以以出资形式，配备公益性岗位，整合社会力量和资源，充实矫正工作队伍，充分挖掘农村村居组织作用，吸引村委会、村组干部进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发挥其一线优势，对矫正对象进行监管，及时掌握矫正情况，防止矫正期间的“二次犯罪”。建立考核评估和回访调查机制，以人为本，惩奖分明，发挥激励长效管理机制的作用，注重对矫正对象的日常评价，对矫正对象实施定期考核，强化对矫正对象教育改造。
四是充实社区矫正工作队伍，提升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素质。首先，要不断充实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力量。第一，要招录一批政治素质好，接受过法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的专业人才充实到社区矫正工作队伍中去。第二，有条件的地区要积极聘请社会工作者，以不断充实和加强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力量。第三，要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广泛吸收志愿者加入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引入大学生村官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机制，将大学生村官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与其年终岗位责任制挂钩，增强其工作责任心。其次，要提升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的专业化程度。矫正工作人员队伍业务素质如何，直接影响着社区矫正工作质量。第一，要加大培训力度，建立各类培训载体，科学制定培训计划，定期组织社区矫正工作专业队伍和志愿者参加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工作能力和职业素养。第二，要充分发挥高等院校、资深专家资源优势，通过“请进来”的方式让专家、教授讲解社区矫正工作理论知识和国内、国际社区矫正工作的先进经验。第三，要积极向兄弟单位学习取经，通过“走出去”的方式，前往兄弟单位调研取经，引入兄弟单位的成功做法，吸取先进的工作方法，提高整体矫正工作水平。第四，要定期召开工作例会，通过例会交流，剖析典型案例，使全体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素质不断提升，不断掌握社区矫正工作的新手段、新方法。
五是加大社区矫正工作经费投入，完善社区矫正工作保障机制。建议国家财政部门制定《社区矫正工作经费使用管理办法》，确定社区矫正工作经费款项，规范社区矫正工作经费的使用程序。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确定各地社区矫正工作所需费用标准，再由地方财政列入当年的政府财政预算，由市、区（县）级司法局根据社区矫正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拨付给基层司法所。完善审计检查制度，确保专款专用，解决司法所因经费紧张而无法全面开展工作的难题。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根本目是使服刑人员重新顺利回归社会，防止重新犯罪，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促进平安农村的建设，发挥出社区矫正工作在弘扬法治精神，构建设和谐中国中发挥正能时。矫正质量的好坏，关系到社会及公众的安全，关系到和谐家庭、和谐村镇的建设，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随着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试点工作的深入开展，广大农村地区必将成为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重点，努力探索新形势下的社区矫正工作管理方法，不断改革完善刑罚制度，使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步入新的发展轨道。

作者：鱼台县司法局 刘桃桃
一、人格与人格权的逻辑联系：有“法律人格”之法人有无人格权

传统人格权的概念、定义及制度设计，是以自然人为基点而展开的。在中国民法典编纂活动中以及当下人格权法酝酿之时，法人是否享有人格权，法人享有哪些人格利益，法人人格权采取何种立法模式，均是存有争议的问题。

对于法人人格权问题的探讨，须从“法人格”着手，即是将作为主体资格的人格与作为精神利益的人格区别开来，以法人为研究对象，考察人格承载的主体与人格支配的客体两者之间的关系。

人格在法律上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作为民事主体享有权利和承受义务的资格。谢怀?蛳壬?谄渲?鲋刑讣敖??穹ǖ幕?咎氐闶彼?缘摹叭烁衿降仍?颉保?傅木褪侨说姆?傻匚换蛉ɡ?芰ζ降取?1]这里的人，显然是市民社会中的自然人。二是指应受法律保护的精神利益，即是人格权所保护的对象。权利的本质是享受特定利益的法律上之力。王泽鉴先生认为，人格权的内容，不能以金钱加以计算，不具财产的性质，“即以体现人的尊严价值的精神利益”。[2]这里讲的精神利益，当然亦是自然人所享有的利益。自《德国民法典》以来，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与自然人主体截然不同的法人主体。这不仅需要在立法上对传统单一的民法主体体系予以突破，而且需要新的人格理论对新的民事主体予以诠释。

在民法理论中，凡具有人格者即可成为民事意义上的人，凡成为民法上的人即可享有和行使权利。这种人格观念起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中，只有同时具备自由人、罗马市民和家长三种身份的人，才具备完全的人格，才享有自由权、市民权和家族权；如果上述身份发生变化，相应权利的享有和行使亦会随之变动。罗马人创制了人格观念，构成了后世法人制度包括法人人格权制度的思想来源。依罗马法理论，凡具有独立之人格，便可以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人”，既包括具有自然属性的人，也包括法律拟制的人。自罗马共和末期，法律开始承认诸如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军事的等各种社会组织的主体资格，并将其概称为“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团体）。罗马法学家认为，团体的权利义务为其所独有，与属于团体的各个人无关。[3]可以说，团体和组织团体的分子都具有独立的人格；而作为法律关系的不同主体，也可以享有和行使各自的权利。这种抽象人格的理论，扩大了民事主体范围，将权利直接赋予“法律拟制之人”。

在近代民法中，《德国民法典》创设了权利能力的法律概念，并以此为基点构建了法人格与民事主体的逻辑关系。权利能力一词秉承了罗马法上的人格概念，两者有着密切联系，皆为构成民事主体之前提条件。日本学者北川善太郎认为，在民法上，“法的人格者等于权利能力者”，关于人或法人的规定，“表现了最抽象化层次的抽象的法人格”。[4]民事能力（含权利能力）和人格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界定民事主体的。人格概念的意义在于揭示民事主体的内在统一性和其实质，界定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民事能力概念的意义在于揭示民事主体的差异性，具体刻画民事主体存在与活动的状态与特征。”[5]从法律技术逻辑层面看，《德国民法典》以权利能力核心概念为中心，进行主体人格的制度设计。在财产权领域，这种构架中的逻辑关系就是“经济人－权利能力－法律人”。近代社会科学文献对社会结构采取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分法，这与法律结构中采取的公法与私法二分法是一致的。所谓市民，即是理性追求自己利益的经济人。在德国思想家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应该由非政治性的社会成员构成，所谓市民社会就是一个由经济人组成的社会。[6]通过权利能力这一人格依据，法律将理性追求自己利益的经济人与有意思能力、责任能力的法律人直接连接起来。财产法将其调整对象的基点置身于自然人，而法人不过是自然人的集合。在财产权范畴，法人虽然因其权利能力不同而有别，但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除《德国民法施行法》第８６条之规定对公益法人取得财产的数额有所限制外，法人得享有一切财产权的权利。[7]在人格权领域，主体人格构架的逻辑关系则是“生物人－权利能力－法律人”。在近代西方哲学中，人格不过是哲学思想上对于人的本质的总结。以此为基础，内在化的伦理价值观念成为近代民法关于人的伦理性认识的核心，并由此构成近代民法人格构造的基础。随着社会生活中人的伦理价值的扩张，民法通过建立统一的、独立的“人格体”制度，将生命、健康、自由和尊严这些内在的伦理价值规定为外在的、实在法设置的“权利”（各种人格权）。[8]在自然人人格场合，“法律人”的成立是以伦理价值为依据，将伦理价值从人的范畴中抽去之后，即通过权利能力将“生物人”自然本性与“法律人”的法律属性直接连接的。而在法人人格场合，由于权利能力扮演“团体人格”的角色，从而形成“团体－权利能力－法律人”的逻辑联系，从而使得法人与同为“法律人”的自然人一样在某些方面享有人格利益成为可能。

关于人格与人格权的逻辑联系，我们在此以法人为对象，就作为资格的人格与作为利益的人格，提出以下两点基本认识：第一，人格即是主体资格，是法人人格权“肯定说”的理论前提。从法律语义上说，人格之意可以解析为：“人”即民事主体之谓，“格”即法律资格之谓。法人是具有“法律人格”的团体。法律赋予民事主体以权利能力，构成法人享有人格权的制度基础。在民法中，各类民事主体统一到“人”这一法人格之中，它包括自然人和法人。抽象概念的自然人，没有国籍、民族、性别、财产状况、文化程度、政治地位的差异；概括意义的法人，也没有生产企业、商业企业、金融企业、大企业、小企业的区分。正如梁慧星教授所言，人格的抽象和概括，“就把社会生活中千差万别的民事主体，简单化了、高度地划一了”。[9]可以认为，法人拥有民事主体之地位，这种人格成为其享有某些人格利益的前提。英国学者萨柏恩指出：“一个社团是一个法人，意思就是它的人格———权利和义务的主体———是经法律承认的。”[10]概言之，人格即资格，人格即主体。第二，人格为精神利益，其立法本意在于保护自然人的人格尊严、人格自由、人格平等和人格安全。在人格平等原则的指导下，自然人的人格权表现为专属性、平等性和一致性等特征。一般认为，法人与自然人具有相同的主体人格，但其权利能力与后者不同，往往受到特殊限制，包括法人目的的限制、法律上的限制以及法人性质的限制。这就决定了法人不可能享有以自然人生理或心理特性的存在为基础的人格利益，或是因法人类型的差异而享有不同的人格利益。无论如何，法人应当享有诸如名称、名誉、信用等某些人格利益，这也是其作为民事主体所必须享有的权利。“人格利益是主体的最高利益……对人格利益的保护旨在维护主体作为人的存在，并且为主体从事财产活动提供前提条件，人格利益也是个人作为社会成员的存在所必不可少的。”[11]从这一理论出发，法人人格权可以作出如下理解：首先，它是维护法人的主体资格所必备的权利，具有某种独立性的特点。法人人格权与其作为主体的资格及能力有着密切的联系。“法人是社会的一种客观存在，法律赋予其人格是基于社会对这一客观存在的需要，是对这一客观存在的社会价值和社会作用的认可，是法人人格来源的本质所在。”[12]法人人格权存在的目的，在于维护法人主体的独立性，是为法人成其为民事主体所必备之权利。其次，法人人格权是法人一经成立即可享有的权利，具有相对专属性的特点。有学者认为，在商事活动中，企业法人的人格权发生变化，其专属性极强的人格利益被淡化，而非专属性的经济利益占据主导地位；在此情况下，可引入“限制性让与”概念，即允许企业人格权在一定情况下转让。[13]笔者认为，人格权的专属性是其区别于财产权的基本属性，法人人格权概莫能外。至于企业法人人格权转让的情形，其客体已不是传统的人格利益，而是商事人格利益或无形财产利益。

在近代民法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民法典编纂活动较早，对民法法典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都未对人格权予以重视。不过，《法国民法典》出台前后的两部法典，即１９７４年《普鲁士邦法》和１８１１年《奥地利一般民法典》都积极考虑到保护人格利益方面的问题。[14]需要指出的是，这两部法典尚未涉及法人人格权的保护。在欧洲的主要国家，民法理论承认法人在一定范围内享有人格权，而且这种理论也得到判例的支持。[15]《日本民法典》效仿欧洲主要国家立法例，对人格权未作任何规定，更遑论法人人格权问题。但是，日本也曾出现过因对法人的名誉进行侵害而诉求赔偿的案例，并且法院支持了这一赔偿请求。[16]总的说来，从罗马法以来的人格理论到欧洲大陆国家的司法判例，均承认法人可以享有某些人格权。这些理论和实践为我国构建人格权制度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料。

二、人格权的商业化倾向：法人的人格利益应归属何处

财产权与人格权是民事权利的基本分类，这种分类是以民事权利的客体即法律所保护的特定利益作为标准的。在大陆法系严格的概念体系下，特定利益被概括地进行了财产利益与人格利益的“两分”，并分别归类到财产权与人格权的范畴。其实财产利益与人格利益之间的界限，并非是绝对的。正是两者不同利益的交叉或融合带来财产权与人格权“两分”的困难，这即是学者所谈到的“人格财产”和“人格权商品化”问题。

所谓人格财产，是指与人格密切相关、无法用任何替代物来代替的财产，或称为“具有人格利益的财产”。易继明教授提出四类人格财产：一是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财产，二是寄托特定人情感的财产，三是源于特定人身体的财产，四是源于特定人智慧的知识产权。[17]其中，前两类财产为外在之物的内化，即财产象征人格或寄托情感；后两类财产为内在自我的外化，即财产源于人的身体或智慧。上述人格财产分析，揭示了财产利益与人格利益的相互关系，着力分析了特定财产中所存在的人格利益。归根到底说来，人格财产依然是一种财产，其意义在于探讨财产损害赔偿中人格利益受损问题，为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依据。[18]由于文章选题所限，人格财产不是本文研究重点。

所谓人格权商品化，是指以精神性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所表现出的财产特征。王利明教授在一篇文章中主张通过立法规范人格权商品化现象，并在其论述中列举了如下情形：“（１）允许权利人对具有财产价值的人格权进行商业化利用，并获取报酬；（２）在商品化人格权受到损害后，允许通过侵权损害赔偿对其中的财产利益加以保护……（３）在保护一些人格利益时，要考虑行为人是否对权利人人格利益进行商业化利用……（４）明确规定，如果非经许可，利用死者人格利益谋取商业利益的行为，一般应认定为侵权行为”。[19]上述人格权商品化理论分析了人格权中的财产因素以及被侵权使用后的财产后果，对人格权保护的立法选择和司法裁量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是，就结论而言，该文仅是在传统人格权的基础上描述某些财产现象，并不具有财产权衍生的研究意义。笔者认为，由于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形态的变化，在传统人格权中分离和产生了一种相对独立的特殊财产利益，并逐渐形成有别于人格权的权利形态，这在法人人格权制度发展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本文即以此作为重点进行分析。

关于人格权与财产权的相互关系，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有两个重要判断：一是“人格权”本质上就是“物权”，其本意是指基于人格（或说是人格权保护的生命、自由、尊严等）才能产生对物（泛指对于人的自由来说一切外在的东西）的权利；二是“物权是人格本身的权利”，其意思表明财产是维系人格所必需的，是一种实现人的自由的手段。[20]在这里，黑格尔强调了财产权利对于人格权的依存关系和实现意义。由此可见，人格与财产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非泾渭分明。在私权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人格权与财产权的区分已从绝对趋向相对，并出现交叉和融合。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某些人格利益演变成商业人格利益，即在现代法律框架上，基于商业上的名誉产生了商誉权，对姓名、肖像、形体的商业利用产生了形象权。这些权利是与一般人格权有别的特殊财产权。在国外学者的著述中，该类权利多视为独立的财产权或无体财产权。[21]

法人的人格利益可以概括地分为两类：一是作为任何一个普通的法人都具有的人格利益，这是一种不具有直接财产内容的人格利益；二是作为企业法人和从事商业活动的机关、企业、单位法人才享有的人格利益，这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特殊的人格利益，是普通的人格权概念难以彻底揭示和充分保护的。[22]根据传统理论，人格权客体概为无形之利益，主要是精神利益。随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权利观念的进化，人格利益中的财产因素在社会活动中得以凸显，并逐渐取得了独立存在的权利形态。企业法人人格利益的财产化既保留了无形利益的基本品性，同时又具有区别于有形财产的一般特点：第一，无形财产利益是与主体人格有着密切联系的利益，具有专属性特点。第二，无形财产利益是基于主体经营能力而在社会评价中产生的利益。这种财产价值产生于经营领域，来源于社会因受主体信誉、形象的影响而给予的评价和信赖，即具有资信性的特点。第三，无形财产利益是企业资信中难以确定且不具稳定性的利益。这种财产价值虽然能提供未来经济利益，但其利益预期具有不确定性，其收益额及收益期会基于各种原因产生波动，即具有变动性的特点。

关于无形财产利益，或者说非物质性财产，早就为近现代学者所关注。英国近代思想家、法学家洛克在《政府论》一书中曾用多种不同涵义表达“财产”概念。[23]２０世纪初，美国学者施瓦茨曾列举了“具有重大价值的新型财产……这些财产包括商业信誉、商标、商业秘密、著作权、经营利益、特许权以及公平的便利权”。[24]另一美国学者弗里德曼认为，２０世纪已经出现了“新财产”概念，“应当将就业机会、养老金、政府特许作为新财产对待”。[25]

上述即是自罗马法以来私法领域所发生的制度创新和法律变革，是为财产的非物质化革命。[26]财产“非物质化”的结果就是，极大地拓宽了财产法的适用范围，其权利建构涉及多个方面，主要是但不限于知识产权。可以认为，企业人格利益的财产化正从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知识类财产，如商号归属于传统知识产权领域；二是资信类财产，如商誉、形象、信用等归类于无体财产权。[27]

三、人格权种类的确立：边界如何划定

民事权利的类型化是以权利客体为标准来进行的。申言之，物权的客体是“物”，债权的客体是“给付”，对这些财产权的类型化分类和体系化归纳，是建立在客体统一性基础之上的。人格权、知识产权乃至无体财产权的客体，虽然都是无形之利益，但也存在主要区别：人格权客体是为无形之人格利益，知识产权客体是为无形之知识财产，其他无体财产权客体则是无形之资信财产。正是由于客体的非物质性，才使得人格权、知识产权乃至无体财产权与所有权有着严格的区分，同时也使得前者所指无形利益“亦此亦彼”，因此产生划分权利边界的需要。

关于人格权的分类，２００２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以下简称《民法草案》）第４编“人格权”明确规定“自然人、法人具有人格权”，并列举了６项权利：（１）生命健康权；（２）姓名权、名称权；（３）肖像权；（４）名誉权、荣誉权；（５）信用权；（６）隐私权。日本学者认为这种自然人的人格权与法人的人格权并列的方式始终让人感觉不安，且具体人格权不可能仅指上述６类。[28]我国有学者认为：“在建构人格权内部体系时无须过度考虑法人的人格权问题，因为人格权制度就其本质而言是保护自然人的人格尊严、人格自由、人格平等和人格安全的法律制度，是基本人权经由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与自由而具体化的民事权利。”[29]上述情况表明，法人可以享有人格权，但限于特定类型的人格权。具而言之，法人不得享有以生理或心理特征存在为基础的人格权，不可能享有与其性质、特性相冲突的人格权。在立法中，可以考虑对法人享有名称、名誉、信用等人格权以概括性条款作出规定，而不必采取与自然人格权并列、平行规定的方法。法人的无形利益归属于人格权还是知识产权或资信权，可留给学说研究和判例解决。笔者认为，有如下几类权利必须作出界定：

１．名称权与商号权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中，名称权是法人、个体工商户和个人合伙的一项重要人身权。名称有别于以血缘或家庭因素为基础的自然人姓名，是非自然人主体特定化的区别标志，是法人等主体在社会活动中的用以确定和表示自身并区别于他人的符号和标记。名称是法人的重要人格利益。根据《民法通则》第３７条的规定，法人必须有自己的名称。法人只有具有名称，才能以自己的名义参加民事法律关系，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才能使自身主体与其他主体相区别，无名称则无独立人格。名称权在本质上归属于人格权，具有绝对性、专属性、必备性的基本特征。法人享有名称权并将其视为人格权，为多数学者的共同见解。[30]

名称作为法人之无形利益，在一般情况下从为人格利益而成为人格权的标的；而在有的情况下，这种无形利益因具有经济内容和财产属性则可归类于财产权的标的。在商业活动中，企业法人的名称不仅标明其参加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身份，也标明了该主体在市场活动中所处的地位，体现了对交易活动（如交易机会、交易数量、交易效果等）所具有的无形而有力的影响，同时也体现了在商品经营过程中的价值，使其本身也成为一种可以计价的财产。在权利构造中，由此而产生的即是作为知识产权的商号权。

商号是商品生产经营者的身份标识，是经营主体特定化的专用标识。基于商号所产生的专有权利称为商号权。商号权不同于名称权。早年有学者曾将其视为财产权的一种，因为商号权具备财产权的一般特征，是一项可以获得收益的财产。[31]当代学者多将其纳入知识产权范畴。商号在本质上应是一种无形财产：商号是商事主体法律人格的化身，企业法人经营能力和资信表现的载体，是能给经营者带来一定利益的资产。在立法上，商号权保护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单行法保护，如１９１６年《英国厂商名称登记法》、１９２１年《荷兰企业名称法》；二是商法典保护，如德国、日本、法国等采取民商分离模式的国家；三是民法典保护，如意大利等采用民商合一模式的国家。除此以外，一些欧美国家还采用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来保护商号权。在国际上，最早保护商号权的国际公约是１８８３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至２０世纪下半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制定的《发展中国家商标、商号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示范法》就商号的工业产权保护草拟了示范性条款。需要指出的是，１９９４年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规定的７项知识产权不包括商号权，其理由是该协议强调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且商号权转让在一些国家受到诸多限制。

２．名誉权与商誉权

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名誉权的主体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法人和其他民事主体。名誉权的客体是名誉。这种名誉利益是民事主体就自身属性和价值所获得的社会评价。对于自然人而言，名誉是指主体基于自身的品德、才能及其他素质而产生的社会评价；对法人来说，名誉是指主体就其经营能力、履约能力、经济效益等状况所获得的社会评价。[32]一般认为，名誉权与财产利益有关：自然人名誉受损，会导致其就业、晋级时遭到不利影响；法人名誉受损，有可能使其信誉减低、经营受阻、利润减少。但是，作为人格权，名誉权是一种精神权利，既不具有直接的财产价值，也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