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市林木保护管理规定
山东省淄博市人大常委会
淄博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十四届】第3号
《淄博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淄博市土地监察条例>等六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已由淄博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2012年6月28日通过,并经山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淄博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2年8月2日
淄博市林木保护管理规定
1999年12月1日淄博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1999年12月16日山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 1999年12月16日淄博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公布
根据2004年6月23日淄博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并经2004年7月30日山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批准的《淄博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淄博市水土保持若干规定>等六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2年6月28日淄博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并经2012年8月1日山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的《淄博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淄博市土地监察条例>等六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条 为了保护林木资源，改善生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林木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等活动，应当遵守本规定。
城市规划区内城区林木的保护管理，按照《淄博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执行。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林木是指乔木、灌木和藤本植物。
第四条 市、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林木的保护管理工作。
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乡、镇林业工作机构，在委托范围内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第五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建设需要制定林业发展规划。
城镇建设、村庄改造、道路修建、河流治理时，建设、交通、水利、林业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规划出相应的绿化用地，并组织植树造林。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林木的义务，对破坏林木的行为有权检举和控告。
各级人民政府对保护林木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七条 国有和集体所有的林木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区、县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林权证书，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
第八条 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对生态防护林地和其他必须实行封山育林的区域，划定封山育林区，发布封山育林公告，设立明显的标志牌。标志牌应当标明封山育林区的界限、封育时间、管护规定等。
第九条 村民委员会应当把林木保护列入村规民约。
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和国有林场应当划定护林责任区，安排专职护林员护林。护林员的报酬，由市、区（县）、乡（镇）、村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解决，其中国有生态公益林护林员的报酬，按照隶属关系，分别由市、区（县）人民政府解决。
第十条 禁止下列危害林木林地的行为：
（一）在林地内开垦种植农作物；
（二）在林地内建造坟墓；
（三）在封山育林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防护林地、未成林造林地和幼林地内放牧；
（四）在林地及其边缘地带烧荒、烧纸、吸烟、野炊等野外用火和其他可能引起火灾的活动；
（五）在树下堆放或者焚烧作物秸秆、杂草等可燃物；
（六）乱砍、乱折树木；
（七）在林地或者树下堆放垃圾；
（八）其他危害林木的行为。
本规定实施之前林地内已有的坟墓，除受国家保护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予以保留外，应当按照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划要求逐步迁出或者深埋不留坟头。
第十一条 从事农田作业等活动应当保护林网、林带和路边的树木。
第十二条 采伐林木必须依法申请采伐许可证，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除外。采伐林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采伐许可证确定的面积、株数、树种、期限更新造林，并实施水土保持措施。
因故不能更新造林或者更新造林不合格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代为更新造林，更新造林费用由采伐者支付。
第十三条 禁止采伐珍贵树木和名胜古迹、革命纪念地、自然保护区的树木。
下列林木只准进行抚育更新性质的采伐：
（一）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护路林、护岸林、农田林网、林带等防护林；
（二）森林公园内的林木；
（三）特种用途林中的国防林、实验林、种子林、母树林、环境保护林、风景林。
第十四条 禁止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
收购林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查验销售方的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其他能够证明林木合法来源的有效证件。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的林业用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用途。
第十六条 勘探、开采矿藏和各项工程建设必须占用或者征用林地的，应当经区、县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依照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埋设地下管道、电缆以及工程建设确需临时使用林地的，应当经区、县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依照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办理临时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第十七条 在林地内采石、挖沙、取土的，必须经区、县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方可按照规定办理其他手续。
第十八条 占用、征用林地，在林地内采石、挖沙等活动的，由用地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规定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
应当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的单位和个人，在接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缴款通知后，必须在十五日内缴款。
第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第（一）项规定，擅自在林地内开垦种植农作物造成林木毁坏的，依法赔偿损失；由区、县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可以处毁坏林木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第（二）项规定，擅自在林地内建造坟墓的，由区、县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迁出；逾期不迁出的，依法予以处理；毁坏林木的，依法赔偿损失。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第（三）项规定放牧的，由区、县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林木毁坏的，依法赔偿损失，并责令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
在事后证据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批准，执法人员可以将乱牧的牛羊先行登记存养，但必须在七日内作出处理决定。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尚未造成林木毁坏的，由区、县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处以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林木毁坏的，依法赔偿损失；责令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可以处毁坏林木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第（六）项、第（八）项、第十一条规定，造成林木毁坏的，依法赔偿损失；由区、县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第（七）项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除垃圾；逾期不清除的，由区、县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代为清除，清理费用由违法者承担，按照垃圾占地面积，处以每平方米五元以上十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规定，未取得采伐许可证采伐林木的，按照森林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处罚。
采伐林木后，拒不按照规定更新造林的，除承担更新造林费用外，区、县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处相当于更新造林费用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收购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的，由区、县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收购的林木或者销售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收购林木价款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七条规定，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在林地内采石、挖沙、取土造成林木毁坏的，依法赔偿损失；由区、县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可以处毁坏林木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被责令补种树木的，应当按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数量、树种和指定的地点补种，并确保成活。因故不能补种、拒不补种或者补种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代为补种，所需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第二十九条 拒绝、阻碍林业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一条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中涉及的林木价值，按照下列方法计算：
（一）各类苗木、薪炭林木、胸径二十厘米以上的用材林木，按照市场价格计算；
（二）防护林木、特种用途林木、胸径二十厘米以下的用材林木、进入盛果期以前的经济林木，按照苗木费、整地费、造林费、管护费等有关费用之和计算；
（三）进入盛果期的经济林木，按照该经济林木毁坏前或者同类经济林木三至五年的产值之和计算；
（四）珍贵树木以及其他具有特殊价值的林木，由区、县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有关专家评估。
林木价值的计算结果、评估结果，由区、县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确认。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自2000年3月1日起施行。
内容提要: 保险法针对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保险合同的情形，规定了保险人的提示对方注意并且明确说明格式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义务，以及保险人不履行上述义务的法律后果——格式条款中的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 但是，所谓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文义涵盖过宽，将合同中一切限制保险人承担危险范围的条款、减轻或免除保险人赔付保险金义务的条款皆统括于其中。 保险人免责有复杂的原因，既可能与相对人的违约或其他过错有关，也可能是国际通行的业务规则，还可能是保险法明确规定的结果。 因此，如果不考虑保险人免责条款的多样性，将其一概纳入说明生效规则的适用范围，可能导致该规则在司法中的滥用。笔者通过分析保险合同中某些免责条款所具有的特殊性，提出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应限制其适用范围的观点。
一、保险法有关保险人说明义务的规定
保险法的规定
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根据保险法的上述规定，保险人采用其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承担以下四项缔约义务：第一，交付格式条款的义务。第二，说明合同内容的义务。第三，提示投保人注意格式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下简称免责条款）的义务。第四，向投保人明确说明免责条款的义务。这四项义务通常被统称为保险人的说明义务。[1]保险法第十七条的核心在于保险人明确说明免责条款的义务，交付格式条款与提示注意免责条款皆为保险人明确说明免责条款的程序性准备——未交付则说明对象不存在；明确说明必以提示注意为前提。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还规定了保险人未提示注意、未明确说明免责条款的后果——格式条款中的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即免责条款的说明生效规则。
免责条款生效的含义
在使用格式条款订立保险合同的情形中，所谓免责条款生效并非指该条款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约束力，而是指免责条款被订入合同之中，[2]并由此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这些被订入合同的免责条款经过法院的审查被认定为有效条款之后，才对当事人产生法律意义上的约束力。因此，在当事人就格式保险条款中免责条款的效力发生争议时，法院应当首先适用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对免责条款进行合同准入审查，而后才能适用保险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对这些被订入合同的免责条款进行无效审查。免责条款不生效不等于无效，免责条款生效仅意味着其进入合同，而不意味着必然有效。免责条款经保险人履行保险法第十七条所规定的缔约义务而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是法院判定其有效或者无效的前提。
二、说明生效规则适用范围的扩大化
根据保险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保险合同的内容应当包括责任免除。由此推论，合同中约定责任免除的条款，即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所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
责任免除的定义
对于保险人的责任免除有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责任免除是指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的范围。[3]第二种观点认为，责任免除是指在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保险人不承担赔付保险金责任的范围。[4]第三种观点认为，责任免除与保险责任相对，是指保险人依法或依据合同约定，不承担保险金赔偿或给付责任的风险范围或种类，目的在于适当限制保险人的责任范围。[5]
上述观点具有共同之处，即都一致强调保险人的义务豁免，但对于义务豁免的具体内容则存在分歧：第二种观点所强调的是保险人赔付保险金义务的豁免。第三种观点所强调的是保险人不赔付保险金所针对的危险范围。第一种观点则将豁免义务的内容统括为保险责任，既包括保险人不承保的危险，也包括保险人承保危险范围之内的特定不赔付。上述各定义之间的细微差别，充分说明了保险人责任免除的复杂性。综合各观点可以发现，所谓责任免除，在两个层面上具有不同的功能：第一，限制保险人承保危险的范围——某些危险保险人不予承保。第二，在保险人承保危险的范围之内，限制保险人赔付保险金的数额——保而不赔。
说明生效规则之适用范围的错误认识
实践中对于免责条款说明生效规则之适用范围存在不正确的理解，这种错误认识主要表现在：除法定免责之外，保险条款中一切限制、减轻、免除保险人承担危险的范围或者赔付保险金义务的条款，均属于免责条款，因此应当适用说明生效规则，至于保险人免责是否与相对人的过错有关、 免责目的是否在于排除保险人不可保的危险、免责是否属于保险人控制风险的合理化措施，皆在所不论。基于上述错误认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所规定的免责条款说明生效规则在审判实践中被滥用，其不良后果突出表现为：第一，违背保险原理，将不可保的危险纳入保险责任范围。第二，违背公平原则，保险相对人有过错却无须承担不利后果。第三，违背等价规则，保险相对人未支付相应对价却可以获得保险保障。
产生问题的原因
笔者认为，说明生效规则在审判实践中被滥用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保险法的规定文义涵盖过宽。按照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说明生效规则的适用范围是格式保险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该规定所采取的文字表述，文义涵盖过宽，对该法条进行文义解释的结果是，说明生效规则适用于一切免责条款，且无须考虑免责事由的多样性。基于此，法官将格式条款中一切具有免责功能的条款均纳入说明生效规则的适用范围。第二，保险人拟定的格式条款编排混乱。保险人为了强化免责效果，将大量原本不属于免责条款的内容置于格式条款的责任免除章节或段落之中，由此造成被冠名为免责条款的合同内容不断增加。如，各保险公司使用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均约定，“被保险人饮酒后驾驶被保险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该条款的实质在于，约定被保险人维护保险标的安全的义务以及不履行义务的后果，原本不应当被归于免责条款之列，而应当属于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义务及违约责任。但保险人为了强调其不赔付保险金的结果，通常将这些违约责任条款也编排入合同的责任免除章节之中，进而使这些条款成为说明生效规则的适用对象。实际上，这一现象并非我国保险业所独有，美国的保险法学者也指出，保险条款编排混乱是引起歧义的重要原因之一。[6]
三、不应当适用说明生效规则的免责条款
格式保险条款中的某些条款虽然被保险人归于免责条款的范畴，或者在事实上具有限制、减轻、免除保险人承担责任的功能，但是由于这些条款具有特殊性，因此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免责条款，不应当适用说明生效规则，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特定危险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强调
格式条款中存在这样一类免责条款，保险人通过这些条款向相对人特别强调：某些危险不属于保险人承保的范围。这些条款即便被归于免责条款，其作用也不在于免除保险责任范围之内的保险赔付义务，而在于说明某项危险保险人不予承保。如，保险人通常将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责任约定为：“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事件造成的死亡伤残，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这些保险条款通常另在责任免除段落中约定：“被保险人由于自身疾病所致死亡和伤残，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疾病原本不属于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责任范围，合同中的疾病免责条款，作用在于强调疾病不属于意外伤害，因而不属于保险责任。再如，国内所有保险人提供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均约定，“地震造成的被保险车辆之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实际上，地震免责是一个国际性的保险规则，即便在日本这样的地震多发国家，汽车保险通常也将地震造成的损失排除在赔付之外。[7]上述类似的条款虽然被冠以免责条款的称谓，然而强调特定危险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功能决定了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免责条款，如果法院将此类条款纳入说明生效规则的适用范围，将导致保险责任范围被不合理地扩大，甚至导致保险业公认的不可保危险如战争、地震等被纳入保险责任的结果。
他保冲突
所谓他保冲突是指两份保险合同的保障功能指向同一保险利益，由此造成两份合同在赔付范围上互相限制。他保冲突也是保险人在某些合同项下主张免责的事由之一，保险人往往会提出，相对人的某些损失应当由彼合同给予保障，而不应当在此合同项下获得赔偿。上述类型的免责条款主要表现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与投保人自愿投保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以下简称自愿三者险）的关系上，国内保险公司所使用的机动车自愿三者险条款，在责任免除段落中通常包含以下内容：“应当由交强险赔偿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上述免责约定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原则性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被保险人向第三者依法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首先由交强险给予赔偿，交强险的责任限额不足以赔偿的部分，才由承保机动车自愿三者险的保险公司负责赔偿。保险人在交强险项下的赔偿义务，即为其在自愿三者险项下的责任免除。
美国法院处理他保冲突的方法是，当两张保单分别保障同一风险时，由法院确定哪张保单提供了首要保障，进而首先强制在该张保单下赔偿保险金。确定首要保障大致包括以下方法：以对特定损失的特定保障作为首要保障、以最先购买的保单作为首要保障、以保障首要侵权人的保单作为首要保障、 以机动车所有人的保单先于驾车人的保单作为首要保障等。[8]我国法院在处理他保冲突条款时可以参照上述思路，在前述交强险与自愿三者险的冲突中，鉴于交强险是强制投保的险种，可以据此认定其为首要保单。应当注意的是，在某些他保冲突的情形下，如交强险与自愿三者险、基本险与附加险，保险相对人如欲获得两份保单的全部保障，必须向保险人支付两笔保险费的对价。在此情形中，如果将与他保冲突有关的保险人免责纳入说明生效规则的适用范围，将导致未支付两笔保险费的保险相对人与支付了两笔保险费的保险相对人获得完全一致的保障，显然有失公平。
保险相对人的违约责任
保险相对人在享受保险权利的同时，应当向保险人承担必要的义务，以此实现权利义务的平衡。保险相对人的义务包括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不履行约定义务即构成违约，违约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承担不利后果。
保险法的某些规定对于当事人约定合同的内容提供了指引，如，保险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等方面的规定，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第三款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未按照约定履行其对保险标的的安全应尽责任的，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为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经被保险人同意，可以采取安全预防措施。”再如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法就避险义务、通知义务所作出的上述规定都是指导性的，如果保险合同并未就此作出约定，保险相对人即无须承担；但如果合同就此作出了约定，避险义务与通知义务即成为保险相对人的合同义务。
在保险实务中，保险人通过格式条款为相对人设定合理义务是必要的，这些条款如果不具有保险法第十九条所规定的无效情形即属于有效约定。如，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使用的“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 4 条即约定，发生意外事故时，如果存在驾驶人未依法取得驾驶证、饮酒、吸食或者注射毒品等情形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上述免责约定显然指向保险法第五十一条所规定的保险相对人维护保险标的安全的义务，保险人之所以免责是因为相对人的违约责任。类似条款虽然被冠以免责条款，但却是保险相对人不履行合同义务应承担的不利后果。此类免责条款如果被纳入说明生效规则的适用范围，法院以保险人未明确说明为由认定其不生效，将导致保险相对人在合同项下有违约行为却无须承担责任，背离了公平原则。
法定免责的重申
保险法规定了若干种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的情形，这些免责情形通常被称为法定免责，如保险法第十六条第四款规定，“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将保险法有关保险人免责的规定直接纳入格式条款，是保险人在设计保险产品时经常采用的做法，此类免责条款也不宜适用说明生效规则。法律一经公布施行即视为进入公知领域，保险人即便不将有关规定纳入格式条款，同样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提出免责抗辩。在保险人将法定免责事由纳入合同的情况下，如果适用说明生效规则将出现法律规定不经说明不生效的结果，岂不荒谬？
四、外国法与国内相关法律的借鉴
有观点认为，各国立法均规定了保险人的说明义务，然而该观点所援引的外国立法例，与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所规定的免责条款说明生效规则存在本质差别。[9]更多的观点则认为，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是我国保险立法的创举，外国立法无此规定。[10]由此可见，课以保险人过度苛刻的缔约义务，为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设定生效条件，并未获得域外保险立法的普遍认同。
在国内法上，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比较该条与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可以发现，保险法为提供格式合同的保险人设定的缔约义务更为严格，不履行义务的后果也更为严重。这一规定固然有利于保险交易中的弱势一方，但同时可能纵容投保人疏于关注自身的权利义务，似有矫枉过正之嫌。
订立保险合同的行为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共同完成，双方各自承担适度的缔约义务才符合公平原则的要求。有学者认为，一般地说，消费者在载有格式条款的文件上签字，格式条款即订入合同中，即使他并未阅读过这些条款，除非有欺诈、胁迫等因素。这似乎对相对人过于苛刻，其实不然。因为相对人签字时应当尽到注意义务，了解免责条款及其他格式条款的内容，但没有做到这一点便有过失，不值得加以特别保护。再者，免责条款及其他格式条款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并不意味着它一定能拘束相对人，如果免责条款及其他格式条款存在显失公平的问题时，尚有立法控制、行政控制和司法控制等环节阻止它生效。既然如此，法律应当确立当事人在合同文件上签字就受其约束的规则。[11]
五、结语：
有些法院已经逐渐认识到说明生效规则在审判实践中一定程度上被滥用的问题，并且对此予以纠正。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其制定的指导性意见中对于格式保险条款中的责任免除条款作出如下定义：包括通常所称的除外责任条款，以及保险合同中所有不因投保人、 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未履行法定或者约定义务而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12]该定义将合同约定保险人由于相对人未履行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而免责的条款，排除于说明生效规则的适用范围之外，准确地把握了责任免除的实质内涵，有助于正确理解适用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
笔者认为，针对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应当将说明特定危险不属于保险责任的条款、违约免责条款、法定免责条款、 他保冲突条款等所谓的免责条款排除于说明生效规则的适用范围之外，以统一裁判尺度，防止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在实践中的滥用。
注释:
[1]吴定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释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9 页。
[2]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3 页。
[3]温世扬主编：《保险法》，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2 页。
[4]方乐华：《保险与保险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24 页
[5]吴定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释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3 页。
[6]小罗伯特•H.杰瑞、道格拉斯•R.里士满：《美国保险法精解（第四版）》，李之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 6 页。
[7]梁鹏：《评论与反思—发现保险法的精神》，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68 页。
[8]约翰•F.道宾：《美国保险法（第 4 版）》，梁鹏译，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28—22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