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商品条码管理办法
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政府
南京市人民政府令
第１７８号
《南京市商品条码管理办法》已经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７日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 王宏民
二０００年一月七日
南京市商品条码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商品条码管理，保证商品条码质量，加快商品条码推广应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商品条码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商品条码是由一组规则排列的条、空及其对应字符组成的表示一定信息的商品标识。
商品条码包括标准版商品条码和缩短版商品条码。标准版商品条码由厂商识别代码、商品项目代码和校验码组成。缩短版商品条码由商品项目识别代码和校验码组成。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商品条码的注册、编码、应用、印刷和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南京市技术监督局是本市商品条码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南京办事处（以下简称南京办事处）具体负责本市商品条码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商品条码必须经核准注册。
第六条 鼓励和引导商品生产者、销售者使用商品条码，应用商品条码技术。
第二章 注册、变更、续展和注销
第七条 依法取得营业执照的单位和个人申请注册厂商识别代码，应当到南京办事处办理有关申请注册手续。
申请人申请注册厂商识别代码，应当填写厂商识别代码注册申请书，并提供营业执照及其复印件。
第八条 申请人获准注册厂商识别代码的，由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以下简称编码中心）发给《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证书》（以下简称《系统成员证书》），取得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以下简称系统成员）资格。
第九条 系统成员变更名称、地址的，应当自有关主管部门批准之日起３０个工作日内，持有关文件、《系统成员证书》到南京办事处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条 厂商识别代码的有效期为二年。
系统成员应当在厂商识别代码有效期满前三个月内，持《系统成员证书》、营业执照及其复印件到南京办事处办理续展手续。逾期未办理续展手续的，由编码中心注销其厂商识别代码和系统成员资格。
第十一条 系统成员停止使用商品条码的，应当自停止使用之日起三个月内，持《系统成员证书》到南京办事处办理注销手续。
系统成员由于依法被撤销、解散、宣告破产或者其他原因终止的，应当同时停止使用商品条码，并按照前款规定办理注销手续。
第十二条 已被注销厂商识别代码的生产者、销售者，需要使用商品条码的，应当重新申请注册厂商识别代码。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使用已经注销的厂商识别代码。
第三章 编码、设计和印刷
第十四条 系统成员应当制定商品条码工作管理制度，建立商品条码管理台帐，明确商品条码工作的管理部门或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应当持证上岗。
第十五条 系统成员应当按照有关国家标准编制商品项目代码和校验码。
系统成员编制的商品条码，应当自编制之日起７个有效工作日内到南京办事处办理备案手续。
第十六条 商品条码印刷面积超过商品包装表面面积或者标签可印刷面积四分之一的，系统成员可以申请使用缩短版商品条码。
缩短版商品条码由编码中心按照有关国家标准编制。
第十七条 系统成员应当按照有关国家标准对商品条码尺寸、颜色及印刷位置的要求设计商品条码。
系统成员不得使用印刷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条码。
第十八条 印刷企业必须经南京办事处认定取得商品条码印刷资质后，方可承揽商品条码印刷业务。
系统成员应当委托取得商品条码印刷资质的印刷企业印刷商品条码。
印刷企业应当查验印刷委托人的《系统成员证书》，并登记证书号码。印刷委托人不能提供《系统成员证书》的，印刷企业不得承印商品条码。
第十九条 系统成员印刷商品条码需要原版胶片的，应当向商品条码原版胶片制作者订制原版胶片。
商品条码原版胶片制作者应当按照有关国家标准制作原版胶片，保证商品条码原版胶片质量。
第二十条 商品条码印刷企业、原版胶片制作者不得向委托人、订制者提供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条码；不得向非委托人、非订制者提供商品条码。
第四章 应用和管理
第二十一条 市技术监督行政部门根据本市商品条码工作的发展规划和实施计划逐批规定必须使用商品条码的产（商）品目录，报市政府批准后发布施行。
对目录中规定的产（商）品，生产企业、供货企业必须使用商品条码。
第二十二条 系统成员对其注册的厂商识别代码和相应商品条码，不得擅自转让他人使用。
第二十三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伪造、冒用商品条码。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其他形式的条码冒充商品条码印在其产品的包装或标签上。
第二十四条 企业使用其他国家或地区商品条码的，应当到南京办事处备案。
第二十五条 经销企业不得销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商品：
（一）必须使用而未使用商品条码的；
（二）不能提供《系统成员证书》的；
（三）使用伪造、冒用或已注销商品条码的；
（四）使用不合格商品条码的。
第二十六条 经销企业采用与商品条码有关的自动化扫描销售系统，应当将设计方案报南京办事处审查备案。
经销企业使用店内码应当优先选用国际物品编码组织推荐的ＥＡＮ系统店内码。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商品条码管理人员对商品条码的检查。
第五章 罚则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规定的，由技术监督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可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由技术监督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一条 商品条码管理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南京市技术监督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摘要】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一种新型诉讼制度，以其宽泛的诉讼资格认定条件和显著的预防性等特征，在现代环境保护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以环境公益诉讼的现有定义为线索，简单谈了定义所涉及的公共信托理论、法律权利原则、实际损害原则等相关理论，从而试图对环境公益诉讼给出一个较为合理的定义
【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公共信托；实际损害
一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工业的迅速发展在创造了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环境公害。严重的环境破坏与污染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成为当代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传统诉讼理论中“有诉的利益才有诉讼资格”的诉讼资格理论以及“人身权或财产权受到侵犯”的请求权基础理论在法官处理日益增多的环境公益争讼案件时受到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环境公益诉讼开始在美国、日本等国出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其已日渐成熟，在环境保护中发挥着其独特的作用。
二
傅剑清法官的《环境公益诉讼若干问题之探讨》一文从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产生的原因和理论依据、功能、目的与价值等多方面较全面地论述了这种新型诉讼制度。读后受益匪浅，但笔者对傅法官给环境公益诉讼下的定义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敬请同仁老师指正。
傅法官的定义如下：环境公益诉讼是指任何公民、法人、公众团体或国家机关，为保护和改善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当其认为有损害国家的、社会的公共环境利益的行为发生，已经造成或极有可能造成重大环境损害后果时，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国家或不特定的多数人以环境违法行为人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该违法行为人停止环境损害行为及赔偿公益损失的诉讼制度。[1]
笔者认为该定义有几处值得商榷：
（一）不应将国家机关纳入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
该定义将国家机关纳入环境公益诉讼主体有三方面的理由。
理由之一，我国是公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机关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
笔者认为，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是民选政府，国家机关都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不仅如此，在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契约论的“主权在民”、“有限政府”等理念更是深入人心。所以在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人民这一点上，公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私有经济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并没有太大区别。再者，我们力求给环境公益诉讼下一个定义并不应只局限于我国，它应当同样适用于其他国家。
理由之二，在环境公害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国家机关在信息收集、因果关系判定、污染治理措施采取等各方面处于比一般公民更为优势的地位，它们提起和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力量更强，对公益的保护效果更好。
该理由陈述的事实是客观的，但这并不能说明国家机关可以据此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根据公共信托理论，大气、水流、日光等环境要素不再是传统民法理论中认为的“无主物”、“自由财产”，而是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任何人不能任意对其占有、支配和损害。全体人民委托国家对环境进行管理，国家就必须认真履行受托义务，合理地保护、管理环境。因此，我们理解，“执行环境法，组织污染或使公共资源恢复”是环保局等国家机关职责的应有之义。只要它认真履行职责，行使人民赋予它的行政权力，就能起到防治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的作用，有什么必要以原告身份向法院提起诉讼，寻求司法权的救济呢？相反，在它不严格履行职责，致使发生或可能发生损害环境后果的情况下，它还可能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被告，而不是原告。
理由之三，我国的环境保护团体数量尚少，力量还十分薄弱，公民的传统“厌讼”观念尚有待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机关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推动者和实践者对于整个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该理由仍然是将环境公益诉讼的定义局限于为我国。在美国，情况正好相反，有相当数量的民间环保组织为保护环境而不懈努力着，且美国人尚讼。即使在我国，环保组织数量少，公民“厌讼”的情况下，国家机关也不应该越俎代庖，因为这样可能适得其反。即使在“尚讼”的美国，也不是人人都愿意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因是诉讼费用高、举证责任艰巨。为了鼓励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美国《清洁水法》、《清洁空气法》、《固体废物处理法》等均规定，法院如认为合适，可将诉讼费用（包括合理数额的律师费和专家作证费）判给诉讼的一方，按照这个规定，依惯例由原告承担的那一部分律师费和专家作证费等诉讼费用则可能由被告分担合理部分。”[2]在举证责任方面，美国法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采用举证责任倒置。只要求原告提出“初步表面证明”，实质性的举证负担被转移到被告一方。这些举措极大地鼓励了公众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相反，如果赋予国家机关起诉资格，则可能使公众对其产生依赖感，最终怠于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导致的结果恰恰与将国家机关纳入环境公民诉讼的初衷相反。
再者，正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美国政府研究中心研究员古德丹教授所言：“环境公益诉讼最具特色的地方在于，民众通过借助司法的力量介入行政过程，从而监督行政，弥补公力执法的不足，以达到维护和保障环境公益的最终目的。”[3]“……环境公益诉讼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其主要原因还是公众自下而上的推动。”[4]古德丹教授反复强调要自下而上地推动环境公益的保护，对公民，尤其是底层民众参与其中所起到的作用给予极高的评价。
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淡化甚至根本不提国家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作用。相反，应大力支持和鼓励民众践行环境法“公民参与”的基本原则，积极主动地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综上，笔者认为将国家机关纳入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是不妥的。
（二）在“公共环境利益”前加定语“国家的”、“社会的”是不恰当的。
如前所述，根据公共信托理论，环境要素为全体国民所共有，国家只是受全体国民的委托来管理环境，所以环境的所有权属于全体国民，而非国家。二者之间没有所属关系。再者，据现代汉语词典，社会是指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也叫社会形态。它是一个哲学或政治学范畴内的抽象概念，而环境则是摸得着、看得见的实在之物，所以“环境利益”前加“社会的”似有不妥。
（三）“……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国家或不特定的多数人……”中代表国家的提法是不恰当的。国家只是受托管人，对环境要素不享有所有权。环境要素属于全体国民，所以在环境利益受到损害时，公民、法人或公众团体就应当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它代表的只能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为什么要代表国家呢？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民事委托代理关系中的被代理人由于代理人没有很好的尽到义务致使其权益受到损害，而该被代理人却以自己的名义代表代理人的利益向法院起诉第三人，这岂不可笑？
（四）“……以环境违法行为人为被告”的提法值得商榷。
环境公益诉讼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诉讼，有别于传统诉讼，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显著的预防性。“与私益诉讼相比，公益诉讼的提起及最终裁决不一定要有损害事实发生，只要有合理情况判断有环境公共利益侵害的可能，即可提起诉讼。”[5]损害事实还未发生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种，行为人实施了危害行为，但损害结果还未显现出来；第二种，行为人只是有实施危害行为的打算，还未实施就被制止了。在第二种情况下，称行为人是环境违法行为人显然不合适，因为他还没有实施行为，怎么能说是违法呢？再者，即使行为人已经实施了某种危害行为，该危害行为虽也造成了损害环境的后果，但并没有侵犯实体法或程序法上规定的权利，能说该行为违法吗？例如：甲、乙两工厂都严格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向河中达标排污，但造成了河中鱼类死亡。经调查得知，甲、乙两厂排污的总量超标致使鱼类死亡。甲、乙两工厂的行为当然可以引发一场环境公益诉讼，因为他们污染了环境，但他们的行为并不违法，所以他们被称为环境违法行为人委实有些冤枉。又如：起初美国法院审理案件依据的是“法律权利”原则，规定当事人只有证明危害行为侵犯到自己法律上保障的权利时才有资格提起诉讼。可后来，随着公益性质的案件增多，法官们觉得如继续用“法律权利”原则来确认当事人的诉讼资格，则很多实际上损害环境的案件将由于无法确定适格的原告而不能进入司法程序，从而不能有效地保护环境，于是用“事实上的损害”原则取代了“法律权利”原则。在塞拉俱乐部诉内政部长莫顿案的判决法院意见中有如下名句“美学和环境方面的福利，就像优裕的经济生活一样，是我们社会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人而不是少数人享受特定环境利益的事实并不降低通过司法程序实施法律保护的必要性。”[6]事实上，最高法院同意“美学上的损害”构成了“事实上的损害”。包括“审美权、娱乐权”等在内的权利在法律上并没有规定，法官认为对这些权利的损害构成“事实上的损害”，具备起诉资格的人可就此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可在这种情况下，称实施损害行为的人为环境违法行为人是没有依据的。故，称这些人为损害环境行为人似乎更为妥当。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