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法官培训之路
——“法律教学与法官培训教学方式、方法比较研究”研讨会之思考
邹宗翠
2000年4月24－29日，国家法官学院召开“法律教学与法官培训教学方式、方法比较”研讨会。出席会议的代表包括国家法官学院各教研室教师、全国法院业大各分校专职副校长及部分教师。最高法院副院长、国家法官学院院长曹建明同志在开幕式上做了重要讲话。会议请来了一些在法官培训方面颇有造诣的专家作了专题报告，刚从加拿大学成归国的国家法官学院青年教师也介绍了他们在加拿大学到的先进的教学理论和方法。笔者作为赴加学习的青年教师中的一员，在研讨会期间，除了做题为“西方法学教育革命”的报告外，还置身会议其中，耳闻目睹，对本次研讨会的议题乃至更大范围的中国法官培训这一整体议题都有了一些思考。
法官培训的必要性、紧迫性
正如法官学院院长曹建明同志在本次研讨会开幕式上所讲，法官培训的任务迫切而艰巨，而且这种迫切性艰巨性又因为新形势下对法官素质提出的更高要求而加剧。当前我国已将依法治国定为基本方略，司法系统正在全面推进司法改革。在整个国家法制建设的进程中，法院的审判工作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法院审判工作的良好运作，除需要有健全的法律和司法制度之外，更有赖于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可以说，培养高素质的法官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回顾我国法官培训工作的历程，可以肯定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一直非常重视法官的教育培训工作。1985年和1987年最高院分别创办了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和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并相继在全国各地设立了业大分校。法院业大和法官培训中心为全国法院系统培养了大批的法律人才，使我国法官队伍的总体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为我国的法制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我们同时看到，我们过去所进行的培训，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补课”，即主要是为那些没有接受过系统法律专业培训，或没有接受过正规高等法律专业教育的法官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但是这种培训与我们培养高层次、高素质法官队伍的目标还相距甚远。
当今社会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全球一体化，社会现象的更新，新法律法规的层出不穷，都向我们的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我们必须承认，目前法官队伍的总体水平还不适应党和国家提出的要求。因此，为法官提供多层次、多方位、高质量的培训，就成为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一项迫切任务。最高法院充分认识到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于1997年设立了国家法官学院，它的设立标志着我国法官培训事业开始步入正轨；近期内各业大分校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后，将转轨成为各地的法官培训中心或法官学院，这将使我国的法官培训工作更加系统、更加完善。
法官培训的含义和中国法官培训的定位
本次研讨会请来了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志铭、最高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张军和清华大学教授王晨光就法官培训问题谈了各自的见解。
张志铭同志指出，首先应对什麽是法官培训做出界定。法官培训，顾名思义，就是对法官的培养和训练。但这一含义还可进行广义和狭义的理解。一种是严格意义上或狭义的法官培训，指对在职法官甚至包括法院工作人员的继续教育；另一种是广义的法官培训，它包括通过一个培训或教育过程把一个普通人造就为一名法官，即所谓的职前培训。可以认为，对“法官培训”的不同理解，决定了法官培训功能的不同定位。
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在法官培训方面和在法律的其他方面一样存在着差异，德国、法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人士倾向于从广义的角度谈法官培训，而美国、英国等普通法系国家的法律人士则更倾向于从狭义的角度谈法官培训。这其中的原因大致可归纳为：在大陆法系，法官通常被认为是有计划的教育或培养的结果，拿德国为例，司法官（包括法官）培养和训练的全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大学法学教育、实习期教育、见习法官教育和法官继续教育。其中前两个阶段属于普通法学教育，属于任职前的培训；后两个阶段属于任职后的严格意义上的法官培训。在一个人从事法律职业（包括法官）之前，一般须经过大学法律院系的法学教育和专门的司法职业训练。这种大学法学教育和司法职业培训可能成为一个人进入法官职业的“直通车”。而在普通法系，法官则是职业教育和自由实践的结果，是在专门的职业教育（如美国的法学院，英国的律师学院）的基础上，经过从事律师等其它法律职业的实践后才可能成为法官。在这些国家，没有环环相扣的法官培养体制，没有培养法官的“直通车”，而是更注重在造就法官过程中实践和经验的重要性。就在职法官的培训来说，重在法律知识的更新。
从中国《法官法》就“法官培训”的规定和现实的培训实践看，我国的法官培训应做法官培训的狭义理解，指对在职法官的培训。这一点同美国等普通法系国家的做法相类似。但是，我国的大学法律院系的法律教育却不具有美国法学院那样的职业指向或特色。我国的大学法律院系的法律教育与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大学法律教育相似，都是职业指向不明确的普通法律教育，但在德国等国家，这种普通法律教育却可能成为进入法官职业的“直通车”，而中国却没有这种“职前训练”。因此，我国的法官培训必须做这样一种思考：要麽继续维持对“法官培训”的狭义理解，同时强化大学法律院系法律教育的职业指向或特色；要麽扩展“法官培训”的含义，使其具有与普通法学教育相衔接的“职前训练”的内容。
基于上诉思考，应如何定位我国的法官培训呢？这一点还要从最高院“2001年－2005年全国法院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征求意见稿）和“法官培训条例”中寻找答案。“法官培训条例”将法官培训分为任职、晋级、续职资格培训以及其他培训，因此可以说，我国的法官培训从长远讲是限定于对在职法官的培训的，但考虑到我国地域差异造成的法院干部的知识水平的差异，以及法院干部构成的复杂性，法官培训仍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承担类似于大学法学教育的“补课”性质的任务。虽然如此，最高院提出的法官培训要完成三个转变，即由学历教育向岗位培训的转变，有基础法律教育向高层次法律教育的转变，由知识型法律教育向能力型、素质型法律教育的转变，说明了我国法官培训的长远追求是对法官的在职培训，是要培养专家型、复合型的法官队伍，实现法官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贺卫方教授在他的报告中介绍了日本司法研修所的情况，并对其于我国是否有借鉴意义做了评价。他的介绍也提出了法官培训的定位问题。
在日本，所有的法律业者（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在开始职业之前，都必须经过司法研修所的训练。承担法官培训任务的机构是司法研修所，它属于最高院的一个下级机构（这一点与我国相似），其培训对象包括两部分，一是法律学徒，即那些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并被接纳到研修所研修的人员（一般为大学法律毕业生）；一是接受在职培训的法官。之所以法科学生在完成了大学本科教育之后还必须进行专门的培训，是因为本科教育还不足以造就一个能够初步担当法律事务的人才。日本的大学法律教育不止是培养将来从事法律职业的人才，还有许多毕业生将成为政府官员以及公司雇员。大学教育的核心是让学生理解法律的基本原则，而较少涉及法律的实际应用。因此，那些选择从事法律事务的毕业生便需要在任职前再接受实践性的训练。
贺卫方指出，我国的大学法律教育与日本极为相似，大学毕业之后的实务性训练非常必要。在我国，实际上也有类似的训练，但却都是在进入法院、检察院或律师事务所之后进行的。例如，大学毕业生“分配”到法院，丛书记员干起，书记员虽然也是一种职称，但也可以说担任书记员的过程是一种特殊的研修过程。不过，这是一种千差万别的过程，训练内容、标准等都没有统一的要求，无法完成培养素质、技能相对平衡的法律家阶层的使命。他呼吁，在我国，本科毕业后的统一研修非常必要。
目前，我国司法机构改革正在进行，各地法院都在试行书记官单列制度、终身制度，国家法官学院于今年秋天将迎来首批书记官班的学生，那麽在这种局面下，大学法律本科毕业生分配到法院工作后的地位问题已侍待解决，贺卫方的提议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有一定参考价值。今后我国的法官培训是否也应包括对大学法律本科毕业、有志于从事法官职业的学生进行的职前培训？这个问题有待制度制定者做出决定。
法官培训的任务和内容
要回答我国法官培训的任务这一问题，莫过于到“2001－2005年全国法院干部教育培训规划”中寻找答案。该文件是全国法院第三次教育培训工作会议文件之一，目前还是征求意见稿。该文件将我国法官培训的任务分为三部分：岗位培训、高层次人才培养与培训、本科与专科学历教育。
岗位培训包括五部分：1．初任法院院长、副院长任职资格培训；2．初任法官任职资格培训；3．晋级资格培训；4．续职资格培训；5．其他培训。
岗位培训贯穿了法官任职的全过程，是法官终身培训。1）初任法官的，须在通过初任法官资格考试后，接受初任法官任职资格培训。不参加培训或培训不合格者不得上岗。对于初任法官的培训，国家法官学院已于去年成功地举办过初任法官培训班，全国范围内的初任法官在法官学院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培训。2）法官每三年须参加一次续职资格培训，不参加培训或培训不合格者不得继续履职。3）晋升高级法官的，须先行接受晋级资格培训，培训合格者方可晋级。4）凡新调入法院，拟任各级法院院长、副院长的，许接受任职资格培训。不参加培训或培训不合格者不得上岗。5）法官培训机构要根据工作的实际需要，适时举办政治形势与理论培训班，新法律、法规培训班，审判与社会专题研讨班，专项业务研修班等法官短期培训班。以上这五个环节丝丝相扣，可以说，通过以上这五个环节的培训工作，对于法官的素质的持续性要求可望达到。
高层次人才培养与培训包括三部分：专家型法官的培养；复合型法官的培养；推进研究生教育。专家刑法官指的是具备精深法律专业知识和丰富审判实践经验的法官，要培养他们成为具有社会影响、在相关领域占有一定地位的人才。复合型法官是指既懂法律，又懂经济、管理、科技、外语、计算机等专业知识的法官，这样才能使审判工作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需要。培养研究生层次的高学历法官也是法官培训的一部分。
本科与专科学历教育在完成因历史原因造成的法院人员组成复杂而面临的“补课”任务后，应举办具有人民法院特色的专科学历教育，探索书记官等司法辅助工作专业人才的培养途径。
法官培训应包括那些方面的内容呢？根据最高院肖扬院长在国家法官学院高、中级法院院长副院长进修班结业典礼上的讲话的精神，对法官的培训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法官思想政治素质的培训；2）法官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的培训；3）法官的公正司法意识的培训；4）法官业务素质培训、知识结构的更新。
法官培训的途径和方法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人员都承认法官培训与普通法学教育有着很大差别，其突出表现在培训对象的特殊性上。法官培训的对象是法官，他们大都具有审判实践，知识结构也已相对稳定。面对这样的培训对象，传统的注入式（灌输式）教学方法存在着许多弊端。因此应积极探索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官培训的教学方法。在这方面，王晨光老师所介绍的“诊所式”教学法和国家法官学院赴加留学归国教师的讲座具有很大启发性。
根据加拿大的经验，法律教学应使用一套建立在合理的教育学理论之上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也就是要改变传统的以老师讲授为主要形式，学生只是被动的接收者的做法，强调学生的积极参与，将学生置于教学的中心，通过采用各种教学辅助手段，实现提高学生的各种技能以适应社会需要的目的。这种教学方法突出了法官培训的职业型、实践性的特点。研讨会上青年教师就“案例教学法”进行了现场演示。
案例教学法的教学案例主要来自司法实践，内容有客观依据，而且案例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判决结论又具理论穿透力。这种来自实践的具有典型性的事实依据，是解决法官独立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础，在课堂教学中，案例教学是以列举事实案例为主线索，以对案例进行分析和讨论为主要方式，让法官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进行讨论，以获得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因此，案例教学可以让受教育者运用理论知识来解决实践问题，从而使其在教学过程中得到实践锻炼，使知识直接转化为能力。运用案例教学法进行教学，可以充分发挥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发掘其内在智慧，提高创造力。讨论式、启发式的案例教学法，正是针对法官这一成人群体的自身特点，使法官在获得知识的同时，又提高了他们的司法工作素养。王晨光老师介绍的诊所式教学法也是突出实践性，注重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方法。
综合与会者的意见，法官培训中的教学方法应以知识讲授为主，但决不能使用“填鸭式”讲授，要注意激发学院的积极性、创造性，要强化实践课的比重，要注重学员的参与，尽可能多地使用案例教学法等能够激发学员参与性的方法。注重学员参与绝不是只是图课堂活跃这一表层现象，而是为了更深层次的理念的实现，为了开发学员的潜能，培养学员技能，培养学员独立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
结 论
本次研讨会的题目是“法律教学与法官培训教学方式、方法比较”研讨会，但会议期间所讨论的问题却并未为题目所限制，而是在更宽的层面上对中国法官培训的现状与前景进行了探讨。最高院刑事审判庭的张军庭长对法官培训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在其报告中都有所涉及。研讨会通过对国外成功经验的介绍、学习，以期改进我们的工作，努力做好法官培训工作，积极探索中国法官培训之路。为加速中国司法制度的改革和中国法治化的进程做出贡献是每一位与会的法官培训工作者的共同心声。正如笔者在研讨会上讲过的：“从革命者所获得的地位和利益来说，革命（法学教育革命）似乎是失败了，但革命者所表现出的勇气和见识，却以被法学教育者们所认同和接受。今天我们聚在这里就中国法官培训问题进行探讨，无论其结果如何，成功与否，我们展开讨论这一事实本身，都将是对中国法官培训工作的弘扬与推进”。
参考文献：
1.肖扬“加强教育培训，建设高素质法官队伍－－－在国家法官学院高、中级法院副院长进修班结业典礼上的讲话”，《法律适用》2000年第5期。
2.曹建明“在‘法律教学与法官培训教学方式方法比较研究’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3.贺卫方“培养高素质的法律家－－－日本司法研修所访问记”，《中国法律教育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62－376页。
4.张志铭“对法官培训的两个角度的思考”，载于“法律教学与法官培训教学方式方法比较研究研讨会”会议资料第72－76页。
5.陈小君“中国法官继续教育的教学方法探讨”，载于“法律教学与法官培训教学方式方法比较研究研讨会”会议资料第48－51页。
6.“法官培训条例”（征求意见稿），全国法院第三次教育培训工作会议文件，载于“法律教学与法官培训教学方式方法比较研究研讨会”会议资料第107页。
7.“2001年－2005年全国法院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征求意见稿）”，全国法院第三次教育培训工作会议文件，载于“法律教学与法官培训教学方式方法比较研究研讨会”会议资料。
(作者单位：天津海事法院)
国务院关于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
国发 〔2007〕 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畜牧业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畜牧业，对促进农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加农民收入，改善人们膳食结构，提高国民体质具有重要意义。“十五”以来，我国畜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肉、蛋、奶等主要畜产品产量居世界前列，畜牧业已经成为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进入了一个生产不断发展、质量稳步提高、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的新阶段。但我国畜牧业发展中也存在生产方式落后，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合理，组织化程度低，市场竞争力不强，支持保障体系不健全，抵御风险能力弱等问题。当前，我国正处在由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变的关键时期，为做大做强畜牧产业，促进我国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加快畜牧业增长方式转变，大力发展健康养殖，构建现代畜牧业产业体系，提高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畜产品供给和质量安全，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基本原则。坚持市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宏观调控，保障畜牧业平稳较快发展。坚持协调发展，推进畜牧业产销一体化经营；优化区域布局，构建优势产业带。坚持依靠科技，鼓励科技创新，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产业升级，提升畜牧业竞争力。坚持环境保护，推行清洁生产，强化草原资源保护，发展生态畜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坚持政府扶持，鼓励多元投入，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畜牧业生产，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
（三）总体目标。到“十一五”末，畜牧业生产结构进一步优化，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科技实力和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增强，畜牧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由目前的50%上升到55%以上，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由目前的34%上升到38%以上；良种繁育、动物疫病防控、饲草饲料生产、畜产品质量安全、草原生态保护等体系进一步完善；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畜牧业生产初步实现向技术集约型、资源高效利用型、环境友好型转变。
二、加快推进畜牧业增长方式转变
（四）优化畜产品区域布局。要根据区域资源承载能力，明确区域功能定位，充分发挥区域资源优势，加快产业带建设，形成各具特色的优势畜产品产区。大中城市郊区和经济发达地区要利用资金、技术优势，加快发展畜禽种业和畜产品加工业，形成一批具有竞争优势和知名品牌的龙头企业。东部沿海地区和无规定动物疫病区要加强畜产品出口基地建设，发展外向型畜牧业，提高我国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中部地区要充分利用粮食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快现代畜牧业建设，提高综合生产能力。西部地区要稳步发展草原畜牧业，大力发展特色畜牧业。
（五）加大畜牧业结构调整力度。继续稳定生猪、家禽生产，突出发展牛羊等节粮型草食家畜，大力发展奶业，加快发展特种养殖业。生猪、家禽生产要稳定数量，提高质量安全水平；奶类生产要加强良种奶牛基地建设；肉牛肉羊生产要充分利用好地方品种资源，生产优质牛羊肉。
（六）加快推进健康养殖。转变养殖观念，调整养殖模式，创新生产、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规模养殖和畜禽养殖小区，抓好畜禽良种、饲料供给、动物防疫、养殖环境等基础工作，改变人畜混居、畜禽混养的落后状况，改善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按照市场需求，加快建立一批标准化、规模化生产示范基地。全面推行草畜平衡，实施天然草原禁牧休牧轮牧制度，保护天然草场，建设饲草基地，推广舍饲半舍饲饲养技术，增强草原畜牧业的发展能力。
（七）促进畜牧业科技进步。加快畜牧兽医高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积极利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培育畜禽新品种。坚持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相结合，不断提高畜牧业发展的技术装备水平。加强基层畜牧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加快畜牧业科技成果转化，抓好畜禽品种改良、动物疫病诊断及综合防治、饲料配制、草原建设和集约化饲养等技术的推广。强化畜牧业科技教育和培训，提高畜牧业技术人员和农牧民的整体素质。加强国家基地、区域性畜牧科研中心创新能力建设，支持畜牧业科研、教学单位与企业联合，发展畜牧业高新科技企业。
（八）大力发展产业化经营。鼓励畜产品加工企业通过机制创新，建立基地，树立品牌，向规模化、产业化、集团化、国际化方向发展，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带动农民增收的能力。建立健全加工企业与畜牧专业合作组织、养殖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发展订单畜牧业。鼓励企业开发多元化的畜禽产品，发展精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进一步调整畜产品出口结构，实现出口产品、出口类型多元化，不断提高我国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份额。要创造条件，扶持和发展畜牧专业合作组织与行业协会，维护其合法权益；专业合作组织和行业协会要加强行业管理及行业自律，规范生产经营行为，维护农民利益。
三、建立健全畜牧业发展保障体系
（九）完善畜禽良种繁育体系。实施畜禽良种工程，建设畜禽改良中心和一批畜禽原种场、基因库，提高畜禽自主繁育、良种供应以及种质资源保护和开发能力，建立符合我国生产实际的畜禽良种繁育体系，普及和推广畜禽良种，提高良种覆盖率。积极推进种畜禽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相结合，逐步形成以自我开发为主的育种机制。加快种畜禽性能测定站建设，强化种畜禽质量检测，不断提高种畜禽质量。
（十）构建饲草饲料生产体系。大力发展饲料工业，重点扶持一批有发展潜力的大型饲料企业，提高产业集中度。建立饲料标准试验中心和饲料安全评价系统，制订饲料产品和检测方法标准，强化饲料监测，实现全程监控。加大秸秆饲料、棉菜籽饼等非粮食饲料开发力度，支持蛋白质饲料原料和饲料添加剂研发生产。加快牧草种子繁育基地建设，增强优质草种供应能力。在牧区、半农半牧区推广草地改良、人工种草和草田轮作方式，在农区推行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三元种植结构。加快建立现代草产品生产加工示范基地，推动草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十一）强化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实施动物防疫体系建设规划，强化动物疫病防控，做好畜禽常见病和多发病的防控工作。做到种畜禽无主要疫病，从源头提高畜禽健康水平。加快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逐步实行动物疫病防控区域化管理。加强重大动物疫情监测预警预报，提高对突发重大动物疫病应急处置能力。建立和完善畜禽标识及疫病可追溯体系。对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等重大动物疫病依法实行强制免疫。加强兽药质量和兽药残留监控，强化动物卫生执法监督。继续推进兽医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基层畜牧兽医技术推广机构，稳定畜牧兽医队伍。
四、加大对畜产品生产流通环节的监管力度
（十二）加强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监管。建立健全畜产品质量标准，强化质量管理，完善检测手段，加大对畜产品质量的检测监控力度。建立畜产品质量可追溯体系，强化畜禽养殖档案管理。实行养殖全过程质量监管，规范饲料、饲料添加剂及兽药的使用，大力发展无公害、绿色、有机畜产品生产。
（十三）加强畜禽屠宰加工环节监管。推行屠宰加工企业分级管理制度，开展畜禽屠宰加工企业资质等级认定工作，扶优扶强。全面开展屠宰加工技术人员和肉品品质检验人员技能培训，继续实行屠宰加工技术人员、肉品品质检验人员持证上岗制度和肉品品质强制检验制度。坚决关闭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要求的屠宰场（点），严厉打击私屠滥宰及制售注水肉、病害肉等不法行为。
（十四）加强畜产品市场监管。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畜产品市场，严禁地区封锁，确保畜产品运销畅通。充分发挥农村经纪人衔接产销的作用，促进畜产品合法流通。落实畜产品市场准入和质量责任追究制度，加大对瘦肉精等违禁药品使用的查处力度，保证上市肉类的质量。加强对液态奶和其他畜产品的市场监管，完善液态奶标识制度。
（十五）加大畜产品进出口管理力度。鼓励畜产品加工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按照国际标准组织生产和加工，努力扩大畜产品出口；大力推行“公司＋基地＋标准化”出口畜产品生产加工管理模式。实施出入境检验检疫备案制度。加强对大宗畜产品进口的调控与管理，保护农民利益，维护国内生产和市场稳定。严厉打击走私，有效防止境外畜产品非法入境。强化对进口畜产品的检验检疫，完善检验检测标准与手段，防止疫病和有毒有害物质传入。
五、进一步完善扶持畜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十六）完善畜牧业基础设施。逐步加大投资力度，加强畜牧业规模化养殖小区水、电、路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畜禽健康养殖。继续实施退牧还草工程，加强西南岩溶地区草地治理，保护和建设草原，加快草业发展。探索建立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维护生态安全。
（十七）扩大对畜牧业的财税支持。各级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增加资金投入，重点支持畜禽良种推广、种质资源保护、优质饲草基地和标准化养殖小区示范等方面建设，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进一步改善畜牧业生产条件。在安排农业综合开发、农业科研、农业技术推广及人畜饮水等专项资金时要对畜牧业发展给予大力支持。继续清理畜禽养殖和屠宰加工环节不合理税费，继续实行对饲料产品的优惠税收政策，减轻养殖农户负担，降低生产成本。“十一五”期间引进优良种畜禽、牧草种子，继续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调整完善畜产品出口退税政策。
（十八）加大对畜牧业的金融支持。运用贴息等方式，引导和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增加对畜牧业的贷款。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现代畜牧业建设，建立多元化的融资渠道。金融部门要结合畜牧业发展特点，改善服务，提高效率，探索创新信贷担保抵押模式和担保手段，对符合信贷原则和贷款条件的畜牧业生产者与加工企业提供贷款支持。农村信用社要进一步完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制度，支持广大农户发展畜禽养殖。要引导、鼓励和支持保险公司大力开发畜牧业保险市场，发展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畜牧业保险，加快畜牧业政策性保险试点工作，探索建立适合不同地区、不同畜禽品种的政策性保险制度，增强畜牧业抵御市场风险、疫病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
（十九）合理安排畜牧业生产用地。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鼓励合理利用荒山、荒地、滩涂等发展畜禽养殖。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安排畜禽养殖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按照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建立的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用地按农业用地管理。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需要恢复为原用途的，由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土地使用权人负责恢复。在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用地范围内需要兴建永久性建（构）筑物，涉及农用地转用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办理。
六、加强对畜牧业工作的组织领导
（二十）把发展畜牧业摆在重要位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把扶持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制定畜牧业发展规划，并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认真组织实施。要加强调查研究，及时解决畜牧业发展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各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其规划、指导、管理、监督、协调、服务的职能作用；其他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共同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十一）依法促进畜牧业发展。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畜牧法、草原法及动物防疫法等法律法规，落实支持畜牧业发展的各项措施。加大普法力度，提高生产经营者的法律意识。加强行政执法体系建设，不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
（二十二）做好信息引导工作。建立健全畜牧信息收集、分析和发布制度，加强对畜牧业生产的预测预警，及时发布市场信息，指导生产者合理安排生产，促进畜产品的均衡上市，防止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要发挥舆论导向作用，正确引导畜产品健康消费，扩大消费需求。
国务院
二○○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