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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特殊自首

王春胜


　　特殊自首指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并且该罪行与司法机关已经掌握和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于不同种罪行的，应以自首论。
　　一般自首与特殊自首区别的主要特征在于：特殊自首不具备一般自首的投案特征。关于特殊自首是否存在投案特征，理论界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特殊自首具有自动投案问题，另一观点认为在特殊自首情况下，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已经在案，因而不存在自动投案问题，不具备自动投案这一条件。理论界赞同后一种观点，因为在特殊自首的情况下，自首行为人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或正在服刑，已经丧失了人身自由，不可能向司法机关投案。
　　一、特殊自首的主体要件
　　特殊自首的主体，根据《刑法》第67条第2款的规定，必须是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所谓被采取强制措施，是指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采取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和逮捕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谓正在服刑的罪犯，是指已经人民法院判决，正在被执行所判刑罚的罪犯。除所规定的三种人以外的犯罪分子，不能成立特殊自首。
　　二、特殊自首的客观要件
　　成立特殊自首，除了主体要件必须符合法律规定以外，还必须符合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这一实质性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可以看出，特殊自首的实质条件存在以下问题：
　　（一）“司法机关”的外延。司法机关一般指公安局、法院、检察院，但特殊自首中的司法机关外延不够明确，并不是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向全国任一个司法机关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都构成特殊自首。因此，特殊自首的司法机关外延必须加以限定。笔者认为：特殊自首中的司法机关应限定在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所在地的基层公安局、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为宜。
　　（二）“还未掌握”的含义。“还未掌握”是“掌握”的反义词，所谓掌握是指凡侦查机关依据现有的线索和证据足以确定该人就是某案的犯罪嫌疑人时，即为罪行已被掌握，除此之外，全为“还未掌握”。根据这一定义，有学者将“还未掌握”分为三个程度：其一，司法机关尚不知道犯罪发生；其二，司法机关虽然知道犯罪发生，但不知道犯罪人是谁；其三，司法机关已知道犯罪发生，并已有个别线索或证据使司法机关对该人产生怀疑，但还不足以据此将其确定为该罪行的犯罪嫌疑人。
　　（三）“其他罪行”的理解。上述司法解释将特殊自首中的“其他罪行”限定为“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由此可见，司法实践中，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只能供述被司法机关已掌握或判决确定的罪行的异种罪行。司法解释作出如此规定，大概是与刑法中的数罪并罚规定相协调。但在理论界，如何理解“其他罪行”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本人其他罪行是指犯罪分子本人的除司法机关掌握以外的不是同一性质的犯罪；第二种观点认为，在审判过程中，特殊自首的本人其他罪行是指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异种罪行；在服刑过程中，特殊自首的本人其他罪行既包括异种罪行，也包括同种罪行。第三种观点认为，其他罪行，既包括与被指控的犯罪性质不同的异种罪行，也包括与被指控的犯罪性质相同的同种罪行。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因为，“其他罪行”的定语是“还未掌握”，既然“还未掌握”，司法机关并不了解是“同种罪行”还是“异种罪行”，如果犯罪分子供述了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同种罪行”，反而加重其处罚，明显与自首从宽制度基本精神矛盾。
　　因此，只要符合特殊自首的主体要件和客观要件，无论犯罪分子如实供述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判决确定的罪行属同种还是异种，只要其可以单独构成犯罪，均应认定为特殊自首。
　　三、特殊自首与坦白的区别
　　在司法实践中，特殊自首与坦白通常难以辨别，而司法理论认为区别的要点：是否不同种罪行。如果上述在案在押人员，主动交代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并且与被审查处理的犯罪属于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反之，属于同种罪行的，是坦白。
　　例如：甲因为盗窃罪犯罪嫌疑被刑事拘留，如果甲供述过还有其它盗窃罪，尽管属于司法机关未掌握的，只能认为是坦白。如果甲主动供述过盗窃罪以外的罪行，如抢劫罪、故意杀人罪、强奸罪等（只要不是涉嫌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罪名），以自首论。例：甲因为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在服刑期间，又主动交代其曾经还犯有抢劫罪，对此，在审判其抢劫罪时应当以自首论。如果主动交代的是另一起强奸罪，则不属于自首，只能认为是坦白，这是司法实践中的主流观点，在因为治安违法行为被行政拘留期间，主动交代“犯罪”事实的，应当认定为自首。例：甲因为盗窃少量财物被行政拘留10日，期间甲主动交代一起曾盗窃数额较大财物构成盗窃罪的罪行，在处罚该盗窃罪行时应认定成立自首。尽管偷窃行为与交代的盗窃罪行在“偷窃”上相同，但犯罪与一般违法属于不同性质的行为，应当按照主动交代不同种罪对待。在这种情况下，区别坦白、自首有何实际意义呢？有两点：（1）自首是法定量刑情节，坦白是酌定的，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自首解释》）第4条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定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同种罪行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如实供述的同种罪行较重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但是毕竟不是法定的，还是应理解应酌定情节。（2）如果同时具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情况下，如果是自首，那么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如果是坦白，则不能适用此项规定，宽大的力度明显降低。
　　四、数罪的自首
　　行为人犯有数个不同种罪行，但是只如实供述其中的部分罪行的，通常只认定其对如实供述部分的罪行成立自首，运用自首处理原则从宽判罚。对于尚未如实供述的罪行，不适用自首宽大原则宽大判罚，例如，甲犯有盗窃罪、抢劫罪、强奸罪，甲在强奸罪案发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强奸罪行，但是仍然隐瞒着盗窃和抢劫罪行，没有供述，后来公安机关侦查发现或者他人举报发现甲另两项罪行。对此案，一方面应当承认甲就强奸罪行成立自首，另一方面，不认为甲就盗窃、抢劫罪行成立自首。在处罚时，对强奸罪适用自首宽大的情节，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而对甲的盗窃、抢劫罪行，不适用自首情节宽大处理。简言之，自首是“对事不对人”，即行为人何罪（事）符合自首条件，按自首宽大处理，何罪（事）不符合自首条件，不适用自首。
　　五、 特殊情况下自首的认定
　　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自首必须满足两个条件：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于“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内涵，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分别予以明确规定。但该司法解释对于以下两类案件是否存在自首没有规定：单位犯罪案件、以非司法机关前置介入为侦破案件必经程序的案件。笔者以为，这两类案件中均存在自首情形。
　　（一）单位犯罪案件自首的认定。按单位犯罪之特征，单位集体意志、直接负责的单位主管人员或单位实际负责人的意志代表单位意志，其行为也代表单位行为，因此，如果由单位集体决定或者由直接负责的单位主管人员、单位实际负责人决定自首，并由直接负责的单位主管人员、单位实际负责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单位罪行的，应当认定单位自首。对于单位自首，目前只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于2002年7月8日联合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涉及到。该意见第21条“关于单位走私犯罪案件自首的认定问题”指出，“在办理单位走私犯罪案件中，对单位集体决定自首的，或者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首的，应当认定单位自首。认定单位自首后，如实交代主要犯罪事实的单位负责的其他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视为自首，但对拒不交代主要犯罪事实或逃避法律追究的人员，不以自首论。”该司法解释对于单位走私犯罪案件中单位自首予以确认，意义十分重大。笔者认为，在目前尚无关于一般单位犯罪自首的司法解释的情况下，具体认定单位自首可参照该意见执行。
　　（二）以非司法机关前置介入为侦破案件必经程序的案件，如税务机关对于税案的前置审查，纪委对部分职务犯罪的前置调查。对于此类案件中是否存在自首，司法实务中存在两种对立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此类非司法机关前置审查程序中不存在自首；一种观点认为应分情况区别对待，对于实质上符合自首条件的，应当认定为自首。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理由是，根据《解释》规定：“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的是自首。根据举重明轻的法律解释原则，嫌疑人在上述情形下向前置介入的调查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的行为，也应认定为自首，否则，对于行为人而言是明显不公平的。认定自首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主管行政机关、部门例行检查、抽查过程中，被调查者主动交代出来的犯罪事实。具体可以分为三种情形：一种是该主管机关在例行检查、抽查中并没有发现犯罪事实，被调查者担心被发现而主动交代；另一种是该主管机关在检查中已经发现部分犯罪事实，但尚未盘问被调查者，被调查者便主动做了交代；第三种是由于被调查者认识上的错误，认为其行为不属于犯罪，而在一般性谈话中实际上交代了犯罪事实，并且此后也对该事实供认不讳。即使其辩解该行为不是犯罪，不影响其自首的成立——因为自首并不要求行为人同时有违法性认识。
　　2、主管部门接到举报后有针对性地对被调查者进行调查盘问时，被调查者主动交代与主管部门已掌握犯罪事实性质不同的其他犯罪事实，对于被调查者交代的其他犯罪事实部分，应当作为自首处理。
　　3、纪委调查的案件，一般是通过群众举报获取线索，即纪委在展开调查之前对被调查者违法犯罪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掌握，即便如此，此类案件同样也存在被调查者自首的情况。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是被调查者主动交代纪委掌握了解的犯罪事实以外且不属于同种犯罪的犯罪事实；另一种是行为人系在没有被怀疑的情况下，仅作为对其他人调查的证人对其进行取证时，因心虚而主动向纪委交代其犯罪事实。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春胜
　　　　　　　　　　　　　　　谈毒品犯罪的特点

　　　　　　　　　　　　　　北安市人民法院—刘宇

　　毒品犯罪不同于一般刑事犯罪，具有特殊性，其特殊性主要表现于以下几点：
　　1、作案手段具有强隐蔽性
　　首先，毒品运输方式的隐蔽性。贩毒分子为了躲避侦查，一般采取在毒品运输过程中采取隐蔽性措施，包括：(1)人货分离，利用合法的运输工具，如铁路、航空、邮轮等，将毒品伪装成邮件邮包邮寄，自己不携带毒品；(2)利用不知情的人做工具运送毒品。自己随车监控；(3)将毒品伪装或藏匿，雇人押运或随车押运；(4)运输毒品的工具躲避各种检查关卡，跨境跨区域贩毒等等。
　　其次，利用各种隐蔽方式藏毒。毒贩在贩运毒品的过程中，挖空心思，手段不断翻新，凡是能够藏匿毒品的物品均可能作为工具用于藏毒。最常见的有：(1)混装藏毒。常见的混装毒品工具大多为随身携带物品。(2)空心部位藏毒。利用皮鞋、胶鞋底(跟)部，书籍、砧板、家具、电器、机器等中心部位或掏空部位藏毒。(3)夹层藏毒。利用纸箱、木箱、竹萝、水壶、茶杯、饮料筒、帽子、头巾、衣领、衣裤口袋、腰带、棉絮等制作夹层藏毒。(4)人体藏毒。为掩人耳目。将毒品藏匿于身体隐蔽部位。等等。
　　最后，交易过程的隐蔽性。交易是毒贩最后一道难关(如果不考虑洗钱的因素)，在此阶段，由于交易双方不完全信任对方，毒贩会采取各种措施保护自己。包括：(1)交易时利用先进的交通、通讯工具，不断变换时间、地点，待双方谈妥价格，验过毒资后，才在另外一个地方交货；(2)将毒品藏到大型商场存包柜，待买方将毒资存到其指定账户上，再告知其存货柜号码等等。
　　2、贩毒有组织化、暴力化
　　首先，毒品犯罪具有流程性和周期性特点。所谓流程性是指毒品的非法种植、生产加工、制造和贩卖以及洗钱呈现前后相继、互为制约和影响的特点。毒品犯罪的周期性是指毒品的非法滥用和毒品犯罪互相依存、互为发展。随着毒品犯罪有组织化程度的加强，毒品犯罪越来越集种植、加工、制造、贩卖及洗钱于一体。
　　其次，由于毒品犯罪耗资大。贩毒路线长，危险性强，这导致有组织犯罪集团参与。日本统计表明，冰毒犯罪与有组织犯罪有密切联系，被破获案件的人员中有近一半是暴力团团员。暴力团从占毒品大半以上的冰毒交易中所获取不法收益估计每年超过4,000亿日元。
　　最后，毒品犯罪引发大量的暴力犯罪。在美国，社会中的暴力犯罪绝大多数与毒品买卖和滥用毒品有关，大约超过三分之一的暴力犯罪行为和一半以上的谋杀案件与毒品有关。
　　3、毒品犯罪分子装备先进。具有很强的对抗性
　　毒品犯罪分子装备越来越先进，与警方的对抗能力不断增强。在美国，执法部门在打击毒品犯罪过程中。会遇到毒品犯罪分子使用的各种先进的交通、通信通讯技术设备，包括对讲机、移动电话和卫星通讯工具。
　　毒品犯罪通常是一种有计划、有预谋的犯罪，而且往往是职业性犯罪。一般在每一次行动之前都会精心策划，并为一旦被查获时如何应对进行了充分的准备。特别是某些老谋深算的惯犯、累犯。都是一些胆大心黑的亡命之徒，他们深知一次失手，就会丢掉了性命，因而事先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有的还配备了枪支或其他可用于搏击的凶器。一旦遇到缉毒人员，能避开则避开。无法避开时便铤而走险，或者奋力反抗，或者与我缉毒人员同归于尽。这种顽强的对抗性是其他刑事犯罪很难与之相比的，这就加大了缉毒工作的危险性。
　　4、毒品犯罪一般无特定被害人和特定犯罪现场
　　由于毒品犯罪的主要目的是追求巨额利润，这种追求巨额利润的行为不同于抢劫、盗窃、诈骗等经济型犯罪，不是通过暴力、欺诈或恶意占有等方式来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吸毒者对毒品的依赖性而产生的吸毒者自觉寻找、购买毒品的行为。吸毒者对毒品的依赖性决定了毒品对吸毒者的人身危害结果是吸毒者可以预见和避免的，而吸毒者通过积极主动的行为追求的，加上吸毒本身是违法行为，所以吸毒者一般不会主动向公安机关检举揭发贩毒分子。如果说毒品案件也有被害人的话，那便是整个吸毒群体与人类社会。毒品交易又总是处于隐秘状态，没有第三者目睹其交易可以作为证人，因而毒品案件一般没有特定的报案人。
同时，毒品犯罪案件一般也没有明确具体的犯罪结果和可供勘查的现场。一般刑事案件发生以后。在犯罪现场或多或少总会不同程度地遗留下某些可供揭露犯罪的证据。毒品犯罪一般不会直接造成对人身、环境、场所的直接破坏，客观上不会遗留像杀人、盗窃、抢劫或其他人身伤害或侵犯财产犯罪的现场。这并不是说毒品犯罪没有现场，而是说毒品犯罪现场很难被发现。即使发现毒品犯罪现场，也很少留有足以指证犯罪的物品证据或者可以提供侦查方向的线索、痕迹物证，一般没有现场勘查的价值。
　　5、毒品犯罪案件的证据难获取
　　毒品犯罪属于严厉惩处的特别严重犯罪，一旦被查处，买卖双方都会被处以很重的刑罚，因而从事毒品交易的双方，一般都具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某些惯犯或累犯更积累了与缉毒人员周旋和较量的经验，学会了许多逃避打击的方法。这就给缉毒民警获取证据设置了重重障碍：一是通过常规检查很难发现藏匿在伪装夹层和隐秘部位的毒品：二是即使当场查获了毒品，往往也难以认定究竟谁是真正的罪犯；三是抓住了“马仔”，却难以证实谁是真正的老板；四是证实了当场查获的一起罪案，却很难证实过去多次走私、贩卖毒品等罪行。由于证据难取，往往会造成最后认定案情的困难。
　　总体上来说，毒品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具有隐蔽性、组织性、国际性、暴力性、秘密性等特征。